ironland

《后会无期》团队拒回应肖鹰文章：这事有点滑稽

2014年08月19日 21:59　来源：新京报　

　　今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天才韩寒”是当代文坛的最大丑闻》，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肖鹰。他在文中将韩寒与郭敬明的电影进行对比，认为“郭片恶俗，韩片猥琐”，称“‘不读书的天才韩寒’和‘自由意见领袖韩寒’，只是当代媒体联手文学界打造的一个虚假文化偶像”，“‘清理天才韩寒成名史，’是肃清20世纪反智主义流毒”。

　　对此，记者今天上午致电《后会无期》宣传方，对方表示，“我们一大早也看到了中青报的报道，觉得肖教授的这篇文章确实有点偏激，而且很多外界的媒体也纷纷就此事致电我们，但这件事最好直接由导演韩寒来回应比较妥当。”

　　随后记者致电韩寒导演，但手机一直未能接通。而韩寒团队的张先生表示，“这件事挺有意思，但不想回应。”傍晚，记者打通《后会无期》出品人之一路金波的电话，对方表示不作回应，“觉得这事有点滑稽。”(记者安莹 田颖)

ironland

张闳有趣。


有关韩寒：一场庸人自扰的文化混战  

http://zhanghongreview.blog.163.com/

张闳博客

事情正在起变化。

青年文化的偶像人物韩寒拍摄了一部电影《后会无期》，引发了诸多争议，跟他一道起争议的还有另一位偶像人物郭敬明，后者也新拍了一部电影《小时代（3）》。让人不由得心生感慨——这一对娱乐时代的文化活宝，真是生死冤家。

然而问题不在这里。8月19日《中国青年报》刊发的肖鹰的文章《天才韩寒是当代文坛的最大丑闻》，使得舆论争议的焦点的焦点发生了改变。肖文的标题耸人听闻，引起了公众的关注。然而，在互联网时代，在经历了“标题党”的三惊四吓之后，还有什么标题能吓得住公众的呢？

肖文所显示出来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艺批评的能量，它似乎有着更为远大的政治经济学抱负。它把针对韩寒的文艺批评，上升到“反腐治国”的战略高度。在政治上，将作韩寒同“文革”时期的张铁生、黄帅联系在一起，成为肖鹰所称“反智主义流毒”的三个代表之一。在经济上，则认为“‘韩寒’已被文学界、媒体和市场合谋打造为一个拥有巨大吸金资本”、腐败的“利益集团”的“品牌代言人”，因而，务必揭开“当代中国文坛腐败的盖子”。而在个人私德上，韩寒则是一个“造假”高手，而且跟他电影中的人物一样“猥琐”。这一切都符合“政治上搞倒、经济上搞垮、名声上搞臭”的斗争原则。

这样的文章，发表在一份重要的官媒上，让公众莫名惊诧。一些网民指出，肖文本身通篇充斥“文革”语汇和大字报风格。其实，在我看来，大字报也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和传播手段。如果仅就给对象予以打击而言，大字报文体是一个很好的写作样板。一个人模仿大字报文体来对对手加以抨击，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文革”大字报的特殊性在于，它信口开河所说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统统可以变成给人定罪的证词。这都是法治缺乏的后果。肖鹰有权选择自己喜欢的文体来写文章，读者尽可以不喜欢它。但只要不是借助权力搞人身攻击和政治迫害，选择自己学生时代所习得的、用来顺手的大字报文体，也没什么不可以。

韩寒的所作所为是否可以视作“丑闻”，我不清楚。但就肖鹰所说的来看，即便是“丑闻”，充其量只能算个中不溜的。文坛大佬那么多，谁会在这个方面输给一个小小的韩寒呢？肖教授好像是没见过丑闻，要么就是分不清大小。

肖文指出，韩寒是被文学权威和主流媒体联手塑造出的“反应试教育的天才英雄”，并称，文学权威在为“韩寒奇迹”推波助澜过程中，“彻底放弃了学术理性和文学常识”。对此，我只能抱歉地说，肖教授有点“冬烘气”了。韩寒不是文学博士，媒体也不是学院学报，有何“学术理性”可言？文娱明星的生产，完全是另一个行业的事情。它遵循的是另一套规则。首先是商业规则，而不会去遵循所谓“学理”和文学教科书规则。把它看成是文学或艺术现象，并不完全恰当。它并不符合美学规律或文学史规律，对肖老师的文艺美学课程毫无裨益。另一方面，自由市场的资本流，总是流向最能挣钱的地方。这是资本的规律。你可以说它是文化生产上的资本主义，但很难说它是“腐败”。资本和政治权力的交换，才会产生腐败。

至于所谓“反智主义”，也不是没有可商榷之处的。从源流上讲，反智主义自古以来就存在。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反智主义”有不同的功用和后果。历史上真正的“反智主义者”常常是大智者。老庄哲学就有属于“反智”的，许多犹太先知也有类似的倾向。饱读诗书未必就有智。腐儒和法利赛人，可能是智慧的障碍。但有的时候，一些有权力的人会利用“反智主义”来贬低和打压知识理性和自由思想，并成为迫害知识分子的借口。“文革”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和对无知野蛮的推崇，就是例子。肖教授有这方面的忧虑，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任何一个主义，只要被权力所利用为打击异己和自身谋取利益的手段，无论是“崇智”还是“反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反智主义”跟它的对立面“读书至上论”是一样的。笼统地将“反智主义”视作“对中国文化毒害极深”的流毒，并兴师动众地来一场“清理”，在我看来，实属不智。

事情正在起变化。一场文艺批评正在朝着盲目、滑稽的方向发展。这场文化混战荒谬性在于，论辩双方都过分高估了对手，以致自寻烦恼。肖鹰高估了韩寒的价值，以为他是一个时代的文学高标。他在同一个假想中的巨人搏斗。他以为自己看到了这位“时代巨人”的破绽，以自己中古时代的批判武器和熟练的大批判枪法，便能够克敌制胜。其实，那不过是安装在上海郊区的一架商业风车而已。肖鹰的战斗姿态虽然英勇，但未免滑稽。
公众对肖鹰的言论同样也做出了过度的反应。在一个高唱“反腐治国”的非常时期，在一份重要的官方媒体上，一个惯出奇葩言论的清华大学，它的一位教授，针对一部文艺作品和一个文艺家，发布如此凶悍的言论，很容易引起公众不愉快的联想，怀疑是否像当年针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大批判一样，是一场新的政治风暴的前奏。但我觉得这也是神经过敏，阶级斗争弦绷得太紧了。肖鹰不是姚文元，他充其量只能算是姚的拙劣的模仿者。中青报也不是中央文革小组，他们也没那么大的舆论号召力，更无那么大的政治动员力，甚至，连这方面的想象力都没有。公众一厢情愿地把一项如此巨大的政治使命硬塞过去，会把他们吓着的。
2014.8.19.

【附注：该文于8.20.上午，在上海某媒体上存在了5分钟。可能他们出于“深化改革”的需要，将该文撤下。几乎没有人来得及看完该文。（嗯，难道他们真的被吓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