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大多数》：为了大多数的尊严

写小说的王小波和写杂文的王小波，几乎是两个人；谈论小说家王小波和杂文家王小波，也是两个不相属的题目。小说家王小波，充满强悍的想象力，笔墨恣肆，情境脱俗，才调高张，近乎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俯仰俱是趣味，横竖皆是文章。一旦拿起杂文之笔，他立刻换了一副神情。简而言之，王小波为自己写小说，为世人写杂文。写小说的王小波是一位艺术玩家，写杂文的王小波是一位充满“社会伦理”的布道师。

一、布道师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是王小波的一个重要概念，他为此撰有专文，生前最后一封寄给友人的电子邮件，也涉及了这个概念。不过，我们考察王小波杂文时，似不必对这个概念过多介意，因为它总是以过去时态被提及，当王小波拿起杂文的笔，他多次告诉我们，他已经不是“沉默的大多数”了，他走出了这个群体。对于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既是一个概念，也是他的生命背景，但不是他的目标。他写杂文，就是为了摆脱这个群体，以便实践自己的布道师使命。对此，他是这样说的：

“我曾经是个沉默的人，这就是说，我不喜欢在各种会议上讲话，也不喜欢写稿子。这一点最近发生了改变，参加会议时也会发言，有时也写点稿。对这种改变我有种强烈的感受，有如丧失了童贞。这就意味着我违背了多年以来的积习，不再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了。我还不致为此感到痛苦，但也有一点轻微的失落感。开口说话并不意味着恢复了交纳税金的责任感，假设我真是这么想，大家就会见到一个最大的废话篓子。我有的是另一种责任感。”

是的，责任感，这是王小波写杂文的出发点。我们可以这样假设：王小波生在另一个国度，比如美国，他一定不会写杂文了。说准确些，他一定认为自己不用再写杂文了。在文集《沉默的大多数》的《序言》里，小波说得更加明确：“现在我是中年人——一个社会里，中年人要负很重的责任：要对社会负责，要对年轻人负责，不能只顾自己。因为这个缘故，我开始写杂文。”熟悉王小波杂文的读者一定记得，进入中年后，他不断提及自己的年龄：“我虽然已活到了不惑之年”，“我现在年登不惑”，“我已经四十岁了”，“我已经活到了四十二岁”，“我已经四十五岁了”，从中我们可以见出一名随笔家特有的诚挚和率性，然结合王小波，似乎更应意识到他的自我提醒和砥砺。王小波英年早逝，但显然，他这么说不是为了告诫自己来日无多，去世前一年他还说：“到现在为止，我还看不出自己有要死的迹象”，故只能理解成他在提醒自己实践一个成年人的社会责任。他说：“我以为，伦理问题太过重要，已经不容我顾及自身的清白。”所谓“自身的清白”，应指不容自己洁身自好，躲进小说阁楼，自成一统。就此而言，写杂文的王小波，甚至有股子为民众献身的意味。若非如此，他只要实践自己的倡导，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有趣就行。当然，所谓有趣，在王小波那里，必然包含个人尊严和思维的乐趣。

执意当社会布道师的王小波，同时又十分反感说教和灌输，这并不矛盾。他有一句名言：“假设我相信上帝（其实我是不信的），并且正在为善恶不分而苦恼，我就会请求上帝让我聪明到足以明辨是非的程度，而绝不会请他让我愚蠢到让人家给我灌输善恶标准的程度。假若上帝要我负起灌输的任务，我就要请求他让我在此项任务和下地狱中做一选择，并且我坚定不移的决心是：选择后者。”在他的文字里，我们经常撞上一号人物，就是所谓的“军代表和道德教师”，当他说，“作为一个有过幸福和痛苦两种经历的人，我期望下一代人能在思想方面有些空间来感到幸福，而且这种空间比给我的大得多。而这些呼吁当然是对那些立志要当军代表和道德教师的人而发的”，显然，他已把这两类人视为宿敌。

我们反感说教，说穿了，并非说教本身不好，而是厌恶说教气。王小波是一位脱尽说教气的说教者，为避免歧义起见，我只能不再称他为说教者，尽管这个词在我眼里是中性的。

那么，王小波竭力承担的教义是什么呢？俩字以蔽之：尊严。

二、尊严，王小波的全部主题

对欧美人来说，王小波所呼吁的，乃是他们誓死捍卫的东西，与独立人格相伴的尊严，在彼邦早已自成传统。这既是王小波杂文无法具有世界意义的地方，也是更能体现他责任感的一面。我希望有朝一日这些文章能够获得一个光荣的退位仪式，在那一天，人们百感交集地想到：曾经，我们有一位充满不羁之才的小说家，为了向世人履行社会责任感，不得不劳心费力地批评了那么多今天看来已经作古的不良现象。

关于中国，有一个事实必须公正地指出：人间公认最伟大的思想成果，在近三十年的图书市场上都不是禁区，我们没有出过删节版的柏拉图，康德哲学从来没有“内部发行”，弗洛伊德的书也未贴上“儿童不宜”，对西方第一流思想家、作家的迻译，我们自具一套传承，收获甚丰。一方面我们痛感中国的言论空间还很逼仄，另一方面我们又得承认，在翻译出版第一流人类思想成果方面，较之任何文明国家，我们都不遑多让。在中国，最不诚实的一句话，就是抱怨没有好书可读；好书有的是，唯问津者寥寥而已。所以我们才会看到那么多傻书呆籍整天在销售排行榜上此起彼伏着、鸡飞狗跳着，才会看到那么多人整天热衷于收看“百家讲坛”，好像一把年纪了还满足于用听书方式吸取通俗知识，是件特别上脸的事。当然，限于我们的民族性和思维方式，如康德这等级别的大哲，历来没有成为开启民智的钥匙，连王国维、胡适这等出色的大脑都得绕道而行，导致他们的学说在吾邦只能成为小范围的高端秘术，无法成为知识界的启蒙火种。看上去，过于深湛的西方思想还可能灼伤中国人的理解力，我们需要的只是符合先进文明的常识言说，我们需要对症之药。当然前提是，阐述务必精确，表达务必生动。

王小波的好处在于，他专说特别适合中国人的概念，他找到了“尊严”这枚药石。理由是，“尊严不但指人受到尊重，它还是人价值之所在”，更重要的是，“从上古到现代，数以亿万计的中国人里，没有几个人有过属于个人的尊严”。这类深重的睽隔甚至在作家身上导致这种情况：“提到尊严这个概念”，王小波“首先想到英文词dignity，然后才想到相应的中文词”。

王小波的核心结论是：个人是尊严的基本单位。针对如何能让国人变得有尊严，王小波开示了如下互为依存的途径：一，你必须具有自己的精神家园，二，你应该学会享受思维的乐趣。得此二端，你自然不会再相信，自己脖子上原来长着一个鸡窝，以便“请那些善良的思想母鸡到我脑子里下蛋”。

王小波杂文题材丰富，涉及面甚广，但核心大旨，不离“尊严”左右，而维持尊严的命脉，端在思维的乐趣上。思维直通理性，坚守理性，人将自然地变得尊严，他们对待自己及工作的方式，也将随之发生巨变。在我看来，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王小波在危言耸听，观小波离世十年后的社会种种，他不遗余力呼吁并强调的东西，抑且还在日益稀缺化。

对于意识形态的灌输，王小波曾戏谑地质问：“在科技发达的二十一世纪，你给咱们闹出一窝十几亿傻人，怎么个过法嘛！”我相信这个戏谑里含有最现实的关切，因思维能力不足所致的理性缺乏，固然不妨碍培植出众的生存本能，但站在人类精神的高度，只能视为傻人。

三、文章，贵在知行合一

王小波深具文章之才，洞悉写作之秘，他说过一句大实话：“所谓文学，在我看来就是：先把文章写好看了再说，别的就管他妈的。”对于志在颁示尊严福音书的作家来说，把文章写好，确是第一位的。文章好看，道理才得以寄生，不惮扯大的话，释迦牟尼别号“文佛”，也是因为这个。

不过，我更想强调的是，赋予王小波杂文独特魅力的，绝非章句层面上的好看，而是文字后面的作家形象。小波的言说方式，与他试图告诫世人的道理，有一种内在一致。小波杂文总是包含着说理和做人两个层面，其中做人一节，则以暗流方式，从文中自然涌出。他的文字可以让人窥见容貌，该容貌是如此轻松自然，庄谐并举，足以从文字内部，消除他避之唯恐不及的说教气。

拒做道理推销员，觉察说教气会走向说理的反面，并非难事，很多人都懂，甚至，职业宣传家也能明白，所以，他们才会强调什么“寓教于乐”。可见，关键不在于明白，而在于你有那份性情，能够随意一抬腿，就自然地走出契合自由主义者符节的步伐来。读者与作者间，会生成一种奇妙的气场，作者是否可信可靠，老练的读者到眼即辨。

我曾把中国式文人的种种缺点，概括成“半仙笔法”。半仙笔法在我眼里是个庞大科目，欲找到一位毫无半仙气味的中国文人，绝非易事，而王小波近乎天生丽质地与该笔法绝缘。他拒绝抒情，偶尔抒了一回，还要特地打招呼，以示例外。当他写出“用宁静的童心来看，这条路是这样的：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之后，赶忙补充道：“这样说固然有煽情之嫌，但想要说服安徒生，就要用这样的语言。”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格外可靠的文字，是那种中年男人特有的可靠劲，坚定的理性赋予文字以强悍的雄性色彩，宽容的性格又中和出一股怡人情调，他不屑于把观点捣鼓成一杆啸众的旗帜，他也不会假装自己实际上懂得更多。当然，他还有旺盛的幽默感。关于幽默感，我的认识是这样的：我们评价一个美人，不会单单冲着她一副俏眉，但如果她竟然没有眉毛，美感就一泻千里了。幽默感之于杂文家，也是如此。我甚至认为，必须把缺乏幽默感的杂文家，当成一种病毒来防范。他们竟然认为自己有资格高高在上地开导别人，仅此一点，就足见狞厉了。而王小波侃道理，言外之意好像是：我有那么好的道理，却藏着掖着，故意不告诉你，有违厚道；但爱听不听，悉听尊便。一旦我把道理强塞给你，那就岂止有违厚道，简直畜道不如，遂成下地狱的勾当。

依我的文学审美观，我会把最高的推崇，献给那些充满异质性的作家。所谓异质性，我指那种按正常情况不该出现、一旦出现则会让人获得意外之喜的特色，它是异数的完成和升华。举例来说，我对汪曾祺、阿城等作家虽然极为喜欢，但又觉得，他们属于那种在中国文学传统里必然会出现的人物，出众而不出人意表。而王小波的文字则以其鲜明的异质性引人瞩目，我很难在中国传统里找到他的文字先驱，我大致认为，他属于那种要么我们不配拥有、要么他不该出现的作家。他虽然说一口地道的京腔白话，但其精神远祖，无疑距希腊更近。所以，他最欣赏的中国古人乃是略具希腊风的墨子而非孔孟，不足为怪。

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