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睿和反对沈睿的人是同一个思维

  1、我单单从官民相互的认识角度来看暂时是王朝时代的关系。虽然我这么回答有失武断，但不需要从学理层面只要看身边作为社会主流（大多数的官僚和平民）的父母对于政府的认识就可以知道基本上与旧时没有太大的变化，换句话说毛时代的思维是王朝思维，我们始终在用“官”与“民”的从属概念而不是“社会”和“政府”对立概念。但正在进入主流的70后80后则不是这样的。这次的地震虽然依然很难摆脱唐山时的一些思维，但你可以看到正在摆脱的迹象。骂你的网民只是无法接受你的表述方式，并非王朝国家的思维，相反在某种程度上是政府猛烈的攻击者。如果你可以在语言上组织得更有技巧一些，就很好骗了。现代民主很多时候也是在美丽的语言罗织下的骗局，关键在于用什么方法进入“Mass”的大脑。
    
  我觉得你不应该只看到政府利用舆论工具的一面，还应该看到他在利用时出现了怎样的效果以及纵向比较在利用的手段方面有没有重点的偏移。一方面同以前一样依然有集体无意识的感动，另一方面不同声音也在四起，政府本身也不是那样一味地歌功颂德，我认为这就是转型中的“官民关系”。

  2、粗糙地概括下，远交近攻、怀柔政策、王道与霸道恩威并施。我还是受朝贡体系的思想影响很深的，基本上中国由于技术限制下视野的狭窄以自我为中心。但中国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没有分明的疆界，化外之民与天朝子民没有认同上的本质区别只有文明程度上的差距，因此是一种文化认同的松散共同体。对外只有“治”和“平”的概念，没有“外交”的概念。不过写这个的书很多，我也没什么资格在这里唧唧歪歪。

  我也不好意思自诩理性，一是能力有限，二是无法逃避需要用感情来自我救赎的人的特质，更无法用理性去直面同我一样大多数的感情动物。不过在西方自由民主之前，我总觉得也还是要打个问号的，它和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和礼俗相差太大，我们真的需要并且能接受吗？至于这种组织世界的方式本身有没有问题则是扯远了。此外，正在和你争吵的诸位无疑已经接受了西方式的对待“人”的价值观，却尚未在思维方式上完全认同他们政府组织的方式，这是中国最大的问题，价值观的混乱和错位。

    这位Iris网友所说的“此外，正在和你争吵的诸位无疑已经接受了西方式的对待‘人’的价值观，却尚未在思维方式上完全认同他们政府组织的方式……”这一段，其中暗含的“反对沈睿的人其实也是用西方式的话语来反对西方化的沈睿”这个意思，给我很大的触动。于是，产生了《沈睿和反对沈睿的人都是一个思维》这么一个随想式的思考。

    0.0.我要说，他们对立双方各自最大的思维特点是：观点的产生是跟着一个庞大的大前提引导而合逻辑地产生的。在这个大前提的引导下，结合一点小小的所论及的环境，便很容易得出看似客观的那个结论。也就是说，他们的由大前提而来的逻辑结论具有很强的一般性、普遍性。但这个一般性、普遍性非常脆弱，要么大而化之僵化地立在那里，要么很容易被推翻从真理转身而为谬论。原因在于他们立论的出发点，即那个庞大的大前提。有了它一切结论都成为信誓旦旦，换了它一切结论便顿地成埃。所以，与其说他们的结论不同，不如说他们所取的大前提有异。

    他们的思维是在体化的思维，即他们认定事物总是有一个终极答案的。而且，他们讨论中的具体答案已经在先地存在于所有讨论之前了。这还是思维么？

    另外，这些看似有异的大前提其实是同一种思维的产物，认为世界万物朝宗，万事同源，都来自于某一个规定性、确定性。严格地说，他们的真理性结论与结论的荒谬性其实都是发生在是否符合这个规定性、确定性，符合的就是真理，不符合的就是谬论。真理和谬论是这个规定性、确定性的一体两面，是一枚镍币的正反面。

    第三，在眼下的讨论语境中，沈睿和反对沈睿的人的问题可以具体化为：眼下这个世界的问题的本质就是美国，要么发端于美国，要么归结于美国。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美国，制约各种形式展开的规定性就是美国，所有杂乱的社会问题讨论最终必然指向美国、归于美国、确定于美国。大家在谈论美国上看似纠结不清。实际上，所有的中国的、世界的社会人文问题的争论，那怕是再遥远的问题，都终归结到美国。区别只是在于汇聚到美国好或者美国不好这一点上，在美国集合，再延伸下去。

    0.1.他们偏执地认为世界上只由两方面构成：美国或中国，真理或者谬误、不是对的就是错的，不好即坏，要么是要么非。至于其他的，也不过是走向这两端的过度地带。要么爱中国，要么不爱中国。

    所以，他们把真理的获得放在打击和否定谬误上，也即是说他们立论的依据放在否定反面的意见上。你说流泪是假的，我说流泪是真的，否定了流泪是作秀的一方，流泪是本性善的一面也就跟着成立了，反之亦然。以为否定了错误的一面，正面就自然而然的竖立起来了。把世界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打到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就胜利了。

    0.2.这一不是即非、是即反非的逻辑思维，在政治、伦理、文化，乃至人格诸问题上的二元对立性的自树立逻辑表达尤其明显。比如，2008年5月15日的《南方周末》文化专栏解读王元化，在述说王元化秉持、完备“独立之精神、自由的思想”这一点时，述说者是以王元化肯认和践行学术相对于政治而独立的清华建校原则为立基的。给人一种结论，似乎学术的独立与自由是与政治的斗争与对抗相始终的。

    其实，反对“政治统帅一切”固然不错，借反对“政治统帅一切”这一外在规定性，以之为学术独立的依据、根本和确定性，则把“学术”的丰富内涵淘空得羸弱、狭窄了。这样下来的结果，似乎是对抗政治乃是学术的品性。而事实不是这样，学术有学术的范畴，政治有政治的领域。现代社会是一个分析社会、分科社会、分工社会，政治与学术各有所值，学术与政治分离也是为各自深研到其技术层面的极致，或者各自发挥社会人文功能的极致，而非一方的强大以消灭另一方为前提。

    在英语里，“学术”作为人类的研究活动，其解释有两个并置的特点，即“与学院有关”和“非实用性”。学术研究的对象是丰富的问题，研究问题所秉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中“独立”和“自由”，其所蕴含的内容并不仅是对抗政治这么简单。

    《南方周末》的王元化纪念专栏虽然没有这样明白的表述，但事实显现的逻辑分明是：政治窒息了学术，惟政治亡学术始生。

    0.3.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是现代性的时髦思维，过去这个思维创造了政治、伦理、文化、学术的抽象物——真理，但今天这个思维未必不瓦解真理本生。真理只是知识的一种，并非知识的全部，更非知识的结晶、标准和权威。真理这个知识是丰富的，内涵并不单一，其外延也并不贫瘠。但在同一期的《南方周末》，《“这个世界不再令人着迷”》一文里，把王元化的学术独立建立在人格独立的必然性上，又把王元化的人格独立之证明放在拒绝膜拜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出场的毛泽东身上，又还放在若干年后拒绝与国家领导人合影的事迹上，并由此来论说王元化的独立人格。

    独立人格其实并不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空谷足音、寒冬傲雪这么简单，但人们喜欢简单，以为真理真是简单、单纯的。

    文章中叙述了王元化人格独立的基督教背景，其实这种世俗人格的独立性我觉得来自于原子个人主义，与基督似无根本关系。耶稣的一生早就被上帝的话语规限好了，耶稣没有自己选择的权力。耶稣或基督徒只有十字架上选择的自由，获救或沉沦都是用来证明上帝、成全上帝的旨意。基督教只负责提供彼岸的图景，并不给世俗生活提供任何合法性证明。那些企图用皈依上帝来在世俗获得特权的人和思想，都是误解了基督教的精神。在上帝面前人永远是不独立的，人格也是神格派生的，是依附的。上帝也不会给你颁发独立人格伴拥你世俗一生的证明，选择只发生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

    反之，王元化在这里的表现更似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精神内涵，那就是与“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一“反对派”士大夫作风一脉相承。这到底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知性的结果呢？还是一个传统士大夫的道德风范——德性的必然？前者是科学精神、学科独立的结果，后者是社会等级秩序的，混沌天道精神的反应。

    这也就是说，此纪念专刊论及王元化的人格的独立性，不是来自理性主义的分辨、自然法则下的逻辑，而是来自天道，来自天地正气，与真正的人格独立、学术独立无必然关系。也就是说，依靠否定毛泽东、国家领导人建立起来的知识分子的种种“独立”，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绝对的独立。反而，还强调、凸现和加强了知识人的依附性。

    0.4.所谓绝对者，即自己是自己的立身的依凭，自己是自己存在的理由，自己是自己之所生所持所归依。

    但纪念专刊依然在二元相峙相依的思维下介绍王元化，又在介绍2004年12月的“清园书屋笔记展”的文字里，将王元化叹息学术不再的依据建立在随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滚滚涌来的物质化、庸俗化、异化这个判断所定义的这个对立面上，似乎二者是水火不容、你活我死的对立关系。

    这些其实都是机械、极端的你活我死的思维，也是改造性、对立性、排除异己性的现代性思维。“政治统帅一切”固然不好，然而“学术统帅一切”就好么？如果说“政治统帅一切”有其独特的中国语境，其真实含义是指权力视学术如政治的仆役，执役其为政治集团服务，完全不顾学术自身的发展规律；那么，“学术统帅一切”的中国语境也有可能会变形为：为专家官僚利益集团服务。

    0.5.为什么不能用“后现代”思维来看待一切问题呢？在抹平差异、平面化的思维下，没有中心与边缘之分，没有主体与依附之别，王元化的独立性正来自于自己这个职务角色恬淡地与某另一位职务角色合影，一个叫王元化的小个子平视另一个名叫毛泽东的高个子。可以用剔除“领导”、“被领导”的词汇，发掘常人常事常态那些个新语用。“非暴力不合作”就是一个新词语、新语用，以之可把与权力符号相伴相生化的权力者拉下凡尘。通过瓦解符号而瓦解极权政治，而不是通过砸烂国家组织结构机器来革命地改造国家，这个路数在今天的世界事务上屡见不鲜了。当用“职务角色”来取代“领导人”一词时，“智慧、道德和魅力”这些个圣化人、制慑人的符号诡魅力量，也会随“领导人”三个字的逐渐消失而从那些人身上、那些关系上逐渐消失。那个人也即如我常人，也就可以拿常人的对待来对待他。与“领导人”的对立，正是因为对立思维的结果。拿非常人、拿专权者的视线去与之对立，反对他也其实也是竖立他、加强他、权威化他，成为两山对峙、双水并流的巍巍另一面。

    所以，真正的人格平等、学术独立，是对不平等不独立的消解，而非对不平等不独立的对抗。对抗意味着认可，消解意味着铲平差异。消解不是意味着技术关系的消失，消解意味着它在后现代思维视野下融化了权力符号的意义。

    0.6.所以，在这个平台上来看，沈睿和反对沈睿的人其实都还没有从高墙一般的差异思维中走出来。他们都认可一个外在的高高在上的逻辑大前提、哲学世界观、交往的问题域、符号化的权威、崇高的意识形态，区别只在于“好”前提或“坏”前提、“好”世界观或“坏”世界观、“好”问题或“坏”问题、“好”权威或“坏”权威、“好”意识形态或“坏”意识形态。他们导致对立的所作所为都是在追求、认可一个各自公认的正义、大写的真理的结果。正义不在你手中，真理就在我手中。双方争夺的，真正在做的是拥有权威——话语权、解释权。

    而后现代思维真正要做的，是瓦解权威，置换话语，以获得真正的自由。所要做的，不是从对方权威的瓦解和倒掉中获得人格、学术独立，而是从“权威”符号的垮掉这个主动积极行动中去获得人格、学术的独立。

    0.7.韩东是这样消解“大雁塔”这个历史长河中的“权威”的，他不是争论关于“大雁塔”那一种权威是，那一种权威非，而是干脆消解它头顶上的“文化历史”符号光环，把大雁塔看作一堆砖头，一个地上的建筑体，一个陌生的东西。他念叨道：　　
　　
　　　　有关大雁塔
　　　　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
　　　　有很多人从远方赶来
　　　　为了爬上去
　　　　做一次英雄
　　　　也有的还来做第二次
　　　　或者更多
　　　　那些不得意的人们
　　　　那些发福的人们
　　　　统统爬上去
　　　　做一做英雄
　　　　然后下来
　　　　走进这条大街
　　　　转眼不见了
　　　　也有有种的往下跳
　　　　在台阶上开一朵红花
　　　　那就真的成了英雄
　　　　当代英雄

　　　　有关大雁塔
　　　　我们又能知道什么
　　　　我们爬上去
　　　　看看四周的风景
　　　　然后再下来

    的确，“大雁塔”的存在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并不知道，知道的也不多，也无须其多。这一堆砖头、一个建筑体，就是一个陌生的东西，对他们的生活没有丝毫的影响，甚至进入不了他们的存在。即便进入了，也只是在当下“做一做英雄”。当我不从历史文化中走来时， “历史文化”的大雁塔这个权威，对一个常人来说，消解了、无意义了、平常化了。于是，我便可以上前用脚去踢它，或者不再看到“深远的”它。

    “历史”在权威历史中，从来是集体的结晶。“大雁塔”在有意义的历史与无意义的历史这个二元对立的思维下，比较旁边的过路人、民居、街厨和马厩，夺得了有权威的意义。沈睿和反对沈睿的人所争论的是当今美国的自由女神这一个塔更有权威，还是中国的大雁塔这一个塔更有权威。沈睿使用的是美国的权威标准（先进落后国际关系符号），反对沈睿的人使用的是中国的标准（中华四方天下关系符号）。

    0.8.好像记得沈睿说过一个意思，大意是：我们是伴随北岛“我不相信”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怀疑”是我们的骨血；“我不相信”已经构成为我们的肌肉和神经。

    其实，我也是这样的一代人。崇尚怀疑一切，重新评估一切价值。

    前两天给学生讲北岛《回答》，想起了沈睿说的那个意思。的确，我在课堂上跟大家一起读《回答》，读“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了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之前/宣读那被判决了的声音：/告诉你吧，世界……”仿佛在聆听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宣谕，北岛的身影，分明呈现出一个历史圣哲的身姿。读北岛，时空流云顿时聚拢起来，都化为宗教一般的符号，心思、生命、事物和自然的一切都被自动归入了使命的行列，怀穿着理想，向着一个千年目标前进。从小我们就说：“我爱真善美”。到了《回答》中，我们不过是进入一场重新调整方向的大进军。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通过怀疑我们重新找回了罗盘，与世界接轨，向一个既定的清晰的目标前景。

    而《回答》里面的抒情主人公就是我们，就是我们为自己塑造的一个化身，将它作为在新的启程仪式上的一个祭品。我们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我们争当英雄不过是使这一滴水凝固，凝固纪念碑，标志历史，标志进程。也相信历史会有人的品性，它会记住我们。仿佛感到当年谭嗣同是这样，在历史的图景中把自己献祭给一场伟大的变革。他比1979年代的北岛文字，要更加仪式得多。

    读《回答》的时候，个人不见了，一切琐碎都有意义。整个人置身于历史的长河，匹夫肩头担待起天下的责任。个人的思维，感觉，乃至毛细血管，还有眼泪都有了历史性，犹如艾青的眼泪表征了爱祖国的深层。地上一块砖头，我们能够看到秦砖汉瓦的悠久记号；抓起一团泥土，我们能够嗅出三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圣味道，一位领导人在微笑，我们能够看到中华民族的风采（如果他在哭，我们同样能从中看到中华民族的善良心），一台歌舞，我们能够看到十四亿人民正在众志成城。

    由此，我自己的感觉便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便是“我们走在大路上”。整个人和生活，由此而很历史感、很神圣感。这就是：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我就是集体，集体就是我；我就是中国人，中国人就是我。我就是滚滚潮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我、集体、民族、祖国、队伍、行进，便有了连续的、联系的、有机的、绵延的河流一般滚滚东海的感觉。

    这其实是现代性，现象与本质、功能与意义、个别和一般、偶然与必然、领袖与人民、个人与祖国……都是有机联系，互为一体的。同样，我们能够把一次救灾的态度与是否爱国联系起来，我们能够把一次自然灾害与国家的政治前途相挂钩，我们能够把对一场灾害的关注程度深入到民族主义热情的深度，我们还能够把一滴眼泪与一个有良心的领袖，从而有希望的国家联系起来。所谓“一滴水见太阳”就是典型的现代性思维。原来，现代性而来的现代感原来是一种有机的浪漫主义感觉。

    区别只是在于，沈睿通过一滴水看见的是黑太阳，反对沈睿的人通过一滴水看见的是红太阳。

    又读了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有很多人从远方赶来/为了爬上去……/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我们学生知道大雁塔吗？很多人知道，更多人不知道。他与你们的生活有关吗？会影响你们吗？

    0.9.他们都不反对权威，反对的只是对方的权威。因此沈睿和反对沈睿的人都实际上是权威的“奴隶”，都是不自由的。他们的人格和学术只是相对于对方而独立，亦即独立于对方。所以，他们实际上是不自由的。自由是交换的自由，即是没有成见，不据于持守，不是替换的自由。沈睿和反对沈睿的人都是有成见定见的人，恪守持守的人。

    一位职务角色者，一位流泪的职务角色者，对我而言犹如韩东笔下的西安大雁塔。一位领导人？一位流泪的领导人？关于他们，我又能知道些什么？又关乎我什么？至于美国在我身外，我不知道；中国我在其中，我亦不知道。领导人距离我太远，我既不热爱，也不怨恨。如果我可以，我只有手触着他才知道他的体温。但说实话，他距离我们太远。他上台成为领导人，下台换了领导人，这些从来不问过我，都与我没有丝毫关系。就像大雁塔里面所藏的西来经文，对我那只是一个传说。经验告诉我，相信一个传说是要付出代价的。实际今天我去过大雁塔里面根本没有经文；即便历史上有，我的生存也够不着它，我的阅读达不到它。它对于我而言，等于没有。

    不可触及的东西，所以我就不要轻易去谈论它，乃至大放厥词。

    经文与大雁塔，它们与我没有丝毫直接的关系。就像我与当今的领导人一样，我不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如果非要说它是权威，这就导致了我与大雁塔有着强烈的疏离感。所以，还是无关最安静。

    我的标准是我的脚。这个脚的感应器是脚掌上的鸡眼，弄痛了它的人都是坏人，弄舒服了它的人都是好人。这个是恩格斯所说的巴黎老太太，一个不用联系的观点看世界的反例。其实，我觉得它正是我们今天平面化一切的最好标准。

    一个人所能抵达的世界在于他脚所及的领域，超过这个范围去评判、审断这就是自我放大、自我扩张，是狂人，是僭越。

    从个人出发，从自己的身体出发，从一己的感觉出发，去触摸这个世界。这恐怕才是东方的思维真髓：推己及人、格物致知。

（说明：上边的文字不是要反对谁谁，批评谁谁，只是一个信笔随感的思绪。如果可以，让我们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