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振兴，不劳政府插手

“最近，所谓‘文化大国’，好像是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这是易中天先生大作《文化大国，是否可能，如何可能》（刊《南方周末》2010年2月11日）的开场白。易先生的观点我非常认同，唯这句开场白传递出的信息，让我好生纳闷。假如那意思是说：政府决心像狠抓经济那样，把文化振兴当成GDP来抓，当成三峡大坝般的超级工程来建设，同时还坚信，只要领导得力，措施和资金到位，中国就有望重拾文化大国的信心、重建文化大国的辉煌，则我不得不唱唱反调。——当然，假如会错了意，下面的话算我白说。
据庞朴先生统计，关于“文化”，世界各地的学者提供过多达一百七十余个定义。“文化”是一个允许甚至纵容歧见迭出的概念，既如此，我且趋易避难，仅仅围绕“文化大国”这个概念，将本文所指的“文化”狭隘化。世人尊某国为文化大国，通常是依据该国出现过的大师巨子，像易中天提到的佛陀、孔子、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等，就是够格的人物。不必说，既然强调“大”，此类人物还不宜凤毛麟角，比如，仅仅贡献出一位世界级大作家塞万提斯的西班牙，与先后涌现出但丁、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文艺复兴大师的意大利相比，“文化大国”的成色就黯淡得多。
然而，当我们暂且把这类人物的存在视为“文化大国”的内在理由时，我们随即发现，他们的贡献与国家观念或政府行为，缺乏可信的关联。
从生成原理上讲，文化大师乃命世之才，非世出之才，其成就源于旺盛的个体创造意识。每一位真正的大师都洋溢着不羁的自由之魂，他们天赋异秉，裹挟超常的创造能量；借用庄子之语，此等天才“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绝不甘于把自己的思想或艺术才能效命于国家意志，国家这个笼子，对真正的大师永远显得太过逼仄。实际上，人们挂在嘴上的“文化大国”，乃是一种滞后的归纳，并非一国一地先有了某种大国气象，然后才有文化天才领命而出，而是先出现了天纵奇才，随后人们才把崇敬的目光，投向该天才从属的民族或国家。国家之于文化天才，通常是受惠者，而非施恩者。文化天才类似非凡的自然力，该自然力现身于某国，虽可使该国的文化江山得到附丽，但其本身却未必带有为当朝政府助兴的美意，好比说，泰山不是为了满足中国人的自豪感而崛起的，但中国人热衷于将它内化为自豪感，泰山也会缄默不语，不持异议。多数情况下，文化天才正类似这样一座泰山。
历史地看，我们找不出国家的行政意志与文化天才积极互动的证据。先秦时期乃是中国思想史上最为灿烂的时代，吾人思想文化上的荣耀，十之八九都可溯及当时的诸子百家。但我们也看到，那恰好是一个“礼崩乐坏”、“争于气力”的乱世，以周天子为象征的国家形态处于持续的土崩瓦解中。据此，我们虽不能得出乱世有助于思想繁荣的结论，至少应该慎言强国有助于文化复兴。类似例子也屡现于域外，比如今人啧啧称道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也是一个纷乱时代，在与达•芬奇约略同时的马基雅维里名著《君主论》里，我们看到，“政治已没有任何指导的原则，而变成为赤裸裸的争夺权力了”（古斯塔夫•勒庞语）；同样，俄罗斯十九世纪的文学巨子，也是在沙皇的农奴制背景下诞生的，将沙皇的昏庸统治视为普希金的催化剂，那是无论如何难以启齿的，正如我们不能把《红楼梦》视为清朝统治者的英明。
实事求是地说，在政府关怀下诞生的文化天才，历史上难觅一例；在与官府对抗的过程中，倒是不时闪出天才的夭矫身影。令后人神往不已的所谓魏晋风度、竹林七贤，创造者乃是一群拒绝与当局合作的江湖文士，他们美妙的名士造型里，既包含着对庙堂的贬斥，也伴有朝廷的杀伐之音——想想嵇康吧。同样，在被统治者宣布为敌人的人群里，我们甚至不难排出一溜天才名单，较早者如苏格拉底、耶稣，较近者如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英国诗人拜伦。有时，执意使当道者难堪，还会生成伟大的文化成就，如瓦尔登湖畔的梭罗，他抗拒国家意志的名篇《论公民不服从的权利》，日后曾长期入选美国的教科书，滋养着一代代美国人的民主意识。
历史告诉我们，大国格局，与文化天才之间亦乏对应关系。精神领域的非凡成就，不屑于借重庞大的物理空间，意大利文化复兴的成就，不是均匀地遍布意大利全境，而是爆炸性地集中于佛罗伦萨一地，无论从城市格局还是人口规模上看，该市都无以言大。古希腊的地域原本狭窄，古希腊文化成果的主要荟萃地雅典，面积和人口更是区区不足道，然而，这又何碍其文化的辉煌！历史还告诉我们，甚至“大国意识”都未必是“文化大国”的题中之义，斯本格勒在《西方的没落》里如此提到希腊人的观念：“我们须常常注意到语言现象中所具的强力象征意义，正因为希腊语言中没有关于空间的字眼，所以希腊人完全缺乏我们对风景、水平、展望、距离、云彩等所具的感受，也完全缺乏一个大国家所需的广袤远被的乡土观念。”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极不容易被一颗中国心灵加以吸收借鉴的精神现象，因为我们的语言有好大喜功的倾向，导致我们常有视庞大为伟大的认识错觉。
有时，政府对文化的弘扬，甚至不足以与几名优雅迷人的贵妇抗衡，西方文化史上提供了大量事例，证明，拿不到太阳王路易十四或沙皇陛下的年金，无损于文化大师的伟大，而一旦离开了爱特莱夫人、华伦夫人和梅克夫人的资助，伏尔泰、卢梭和柴可夫斯基的成就倒可能大打折扣。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们，大多得到了梅迪奇家族的支持。
另外，文化事业不是外交事务，它并不天然具有捍卫国家领土、死守国家城池的使命，多元文化的交融交汇，往往更能带来不期然的文化奇观——想想丝绸之路吧。所以，从政府立场来谈论文化振兴，也可能出发点上就走了岔道。
上述种种，虽角度各异，却都在重复同一个事实：文化天才不依赖国家行政，政府从来不是文化振兴的助推器。
以国家行政的名义来振兴文化，具有似是而非的特点。就是说，乍听之下，我们很可能贸然将其判断为一桩美事，稍一细想，却难免发现其中的荒谬性和危险性。文化艺术，一如宗教道德，原本不属政府的行政事务。文化天才的根系在民间，花苞也绽放在乡野。与政府权力相对应的，是公民的公共权利，而文化创造属于公民或艺术家的个体私权，政府至多只有保障的义务，没有指导的责任。若听任政府在文化创造上频频指点江山或发表“重要讲话”，等于默认政府依然具有“明君”和“父母官”的超级能耐，以今日之民主眼光来看，只能将此断为蒙昧和倒退。鉴于政府掌握了大量公权力，当他意欲拓展权力触须时，我们与其没头没脑地叫好，不如在起步阶段提示预警。
政府动用国家意志大规模改造文化的事情，很不幸，我们领教过了，没有经验，只有教训，那就是文革。政府执意倡导的文艺成就，我们也领略过了，就是以“三突出”为指导原则的八个样板戏，从中同样借鉴不到一丝经验，所见只是沉痛百分百的教训。更早的例子，可以西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代表，此论一俟成为国策，“百家争鸣”的文化格局竟再也没有在中华复苏。
即使坚持从善意的角度去理解，政府对文化，也只有保护之职，没有振兴之任。文化也有高端低端之分，政府可为者，专在低端领域，尤其体现在规则、法度的建立上，如古之“统一度量衡”，今之“知识产权保护法”。结合“盛世修典”之说，值经济腾飞、民生安居之时，政府行有余力，在文化保护方面做些努力，自有其积极功效，诸如编一套“四库全书”，修一部“康熙字典”，在教育和科研学术上增大投资，尽可能多地兴建图书馆和博物馆等等，若资金过于宽裕，还可以倾大力举办一届奥运会和世博会。能做到这些，政府就是称职的，他不应期望自己做得更多，更不必坚信自己能做得更好。以奥运会开幕式为例，结合我们看到的各届奥运会，公正地说，这是一个只要投入相当的人财物，每个国家都能干得漂亮的活计，并不依赖天纵之才，我们的张艺谋能够做到，邻邦的约翰艺谋、彼得艺谋、田中艺谋或朴艺谋们，也能各擅胜场。但是且慢，投入多少资金可以让中国再出现一部《红楼梦》呢？这是无解的天问。文化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的忠告是：“文化的物质设备并不是一种动力。单单物质设备，没有我们可称作精神的相配部分，是死的，是没有用的。”
为什么某些纷乱的时代反而容易诞生文化天才？甚至，昏庸的君王较之强权政治，有时还更能激发天才的涌现呢？理由不外是，乱世纵有千般缺点，却至少拥有一个优点：意识形态上的管制力松懈，使文化天才获得了弥足珍贵的心灵自由。所以，国家若真打算为可能的“文化大国”做点什么，政府权力就请退开一箭之地，让精神获得它应有的阔大空间。一边弄出个鱼缸，一边渴盼蛟龙出没其中，古人管那叫缘木求鱼。
实际上，文化天才具有易于扼杀而难于培养的特点。一方面，文化天才常会短时期内集中于一地，另一方面，我们又很难从体质人类学上找到人类的种族基因会在某时某地瞬间变得优秀的证据，这样，答案就不难找了。如果甲时代群英荟萃，乙时代万马齐喑，原因一定是，乙时代出现了扼杀天才成长的恶性精神空气。以现代中国为例，如果一代文化人的素质在整体上落后于之前某时代，人们只能认为，潜在的文化天才都被一股恶性空气扼杀了。所以，政府意欲在“文化大国”上有所为，当务之急就是使“思想解放”、“百家争鸣”最大程度地不再成为一句口号，而是呈现为自然的人文风貌。这是国家唯一可为之事，虽然，做了也未必有效，因为天才不是小麦，播种不见得就有收成。然而，一旦无所作为，或反其道而行之，给精神的天空设定禁飞区、划定斑马线，文化天才只会永远舍中国而去。离开了真正的文化天才，所谓“文化大国”也就不折不扣地成为梦呓了，在海外建再多的孔子学院，我们看到的也只是石头的巍峨，而非精神的崇高。文化天才是这样一种人，他们类似上天的礼物，没有人有资格去培养他，只有社会弥漫出自由的精神空气，我们才可能盼到他偶或下凡。
依我小见，以为借助国家意志就能打通文化的任督两脉，是学术上的色盲，也是权力的僭妄，还可能促成“以吏为师”观念的还魂。在这个不少基层官员已经泼皮牛二化、领导的行政魄力常会受到肉麻颂赞、领导的作秀欲望常会得到过分肯定、个别地方政府甚至着手对公民实行信用等级管理的时代，我们更要百般警惕权力的滥用，最大程度地避免权力的上游出现全新的污染源。赋予国家行政以提升文化大国的功能，即属上游的污染源，不可不防。
载《同舟共进》2010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