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匠网友!
  111回发重了,少了112回。
ak1968 发表于 2011-7-30 15:02
抱歉!

112、詹姆斯·范弗里特(1892~1992)

——————20年前再次见到卧病在床的范弗里特老兵,他不能说话,只是泪流不止

  

   詹姆斯·范弗里特(James van Fleet)将军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都来自于美国陆军士官学校——西点军校(West point),他们是同级校友。艾森豪威尔总统成绩算是中等,而范弗里特将军比他要稍微差一点。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二战当时担任联合军最高司令官,是成功指挥了诺曼底登陆(Normandy Invasion)作战的最伟大的英雄。

   相比之下,范弗里特的战功就显得逊色了不少。在诺曼底登陆作战当时,他作为美军4师团8团长,以先遣队登陆犹他(Utah)海岸,是一位成功地指挥了作战的二战英雄。但是在声望上,他就远远不及他的同级校友艾森豪威尔。

   但他是一个拥有韧劲儿的人。特别是在高强度地培养军队的训练和教育方面,他的能力非常出众,获得了不少人的追随。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此时范弗里特还只不过是陆军步兵学校——本宁堡(Fort Benning)的训练大队长,而同级校友艾森豪威尔已经是大将级别了。当年圣诞节时,他的亲哥哥曾来看望过他。他的亲哥哥说“你的朋友艾森豪威尔已经是大将了,你的同级校友布拉德利(音)也已经是少将了,你到底有什么打算啊”,开始斥责范弗里特。据说,面对亲哥哥的这番斥责,范弗里特如此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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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9月访问国军训练场的李承晚总统正和美军8军司令官詹姆斯·范弗里特交谈。这是刊登在当时《LIFE》杂志上的一张照片。

  “我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我只想把精力集中在训练上。要想成为一支一流的部队,训练是最最需要的。而我是一名负责这一令人自豪的训练的军人。”

  1915年,他从西点军校毕业了。在学期间,他曾是一名美式足球选手。少校时期,他以预备役军官训练营(ROTC)管理将官的身份,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担任了8年的足球教练。听说艾森豪威尔总统也曾一度是西点军校的美式足球选手,但中途放弃了。后来我当上了陆军参谋总长后,曾多次和美军8军司令官范弗里特聊天。当时,他是这样给我说的。
  “我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当美式足球教练时,开始理解了教育和训练队员们的方法。后来我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并将之付诸在了实践。”

  范弗里特就是如此一个对教育和训练都非常关注的人。他在诺曼底登陆作战过程中,漂亮地完成了任务,之后迅速晋升为了美军3军团长。在他的经历中,充满传奇色彩的要数1948年他作为美军驻希腊的军事顾问团长活跃的那段时期。当时,他把用英军编制武装的希腊军队统统换成了美式军队。他凭借和希腊的王室的深厚交情,高强度地训练希腊军队,让他们积累了镇压反政府的游击活动。

  可能是得益于这种经历,他非常重视同美军驻扎的当地的政府相关人士间的友谊。李承晚总统经常同沃尔顿·沃克(Walton Walker)、李奇微等前途美军8军司令官们发生争执和冲突,相比之下,他与范弗里特总是保持着非常和谐的关系。就像前面介绍的那样,范弗里特一到周末,就会邀请李总统夫妇到位于首尔东崇洞的首尔大学文理学院大楼的8军司令官室,亲自为他们切火鸡鸡肉和牛排等,然后放在他们的盆里,为他们提供周到的服务。

   他给人的感觉像是从农村来的一样。他出身于一个荷兰移民至美国的家庭。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每当在电视上看着带领韩国队成功进级的荷兰教练希丁克(Guus Hiddink)时,我就会想起荷兰系的范弗里特。他和我一起走路时,总会翻开口袋,然后掏出来饼干和橙子等东西,而且还一定会分给我,并说“一起吃吧”。

  1952年我当上参谋总长后,在把韩国军从10个师团增加到20个师团这个事情上,他起到了决定性的支持作用。也许这就是从口袋里掏出橙子并分给我吃的品性转化成了理解并帮助韩国当地实情的行动。

   虽然他是一个绝不容忍在战争中出现失误的指挥官,但他也是一位充满温情和宽容的人。他于1992的辞世,享年100岁。在他离开人世的两年前即1990年,已年过七旬的我访问美国时,和当时生活在纽约的大女儿一起,最后一次去了佛罗里达州的牧场看望他。

  他正趟在轮椅上。虽然天气比较暖和,但他仍然盖着毛毯。他不能说话,但他非常欢迎我们去看望他。尽管他不能完全听懂我们的话,但当回想起40年前一起驰骋战场的记忆时,他就开始不住地流起了眼泪。

  和他告别时,他用一种我听不懂的声音说了点什么。我没听懂,只有负责照顾他的女儿能听懂。当把他一个人留在客厅后出来时,我问他的女儿“将军说了什么?”

“也没有什么,他就是说一定让你们吃完午饭再走。”

范弗里特就是这样一个人。
师傅教导:刨花直窜过肩膀,方显木匠功夫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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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球队的教练,临场指挥固然是显示水平的重要表现,可是更重要的是平时训练

将军的才能大概也是这样吧。

中共军队里,林彪在这一点上也非常突出。彭德怀、粟裕都要差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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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与李奇微的争论

   李奇微(Matthew Ridgway)将军正如他外表所散发出来的气质那样,是个意志力非常强的军人。他拥有强大的意志,就像一位普通的美军将帅一样,在敌人面前懂得果断行事,在危机中也总会紧紧地观察着反击的机会,试图扭转战局。正是因为如此,在1951年“1·4撤退”时被逼退至京畿道安城的战线才得以向北推进。即便说最终守住了险些因中共军的进攻而瓦解的战线主要是他的功劳也不为过。

  但是,在我方看来,他却是一位总是留有遗憾的将帅。因为比起眼前的敌军,他总会首先考虑华盛顿方面的立场。他从未想过扩大战线,他强烈地认为不能再让美军在韩国战线上做出更多的牺牲。这种想法源于他想应和美国华盛顿政府立场的态度。华盛顿政府方面认为,比起扩大战势,谈判协商时更应该多多考虑美军的撤退问题。

  所以,想要说服他就变得很困难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想彻底地赶走共产主义者,他的这种强烈的军人精神很难在李奇微身上找到。虽然我向他提议说至少把战线扩大至礼成江,从而更加稳定地确保江汉以南的区域,但他的想法却很明显是“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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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战谈判场所作为中立地带,不应该受到炮击。图为在谈判地从初期的开城转移到了板门店后的1952年3月,美军正在把飞船模样的白色橡皮气球升上空中。这是我军为避免敌军的空袭或炮击而准备的装置。【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处】

  因此,我还必须就韩国的统一方案与李奇微将军展开舌战。我屡次强调,韩半岛向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就算是停战也得实现统一。但是,不知李奇微将军是从哪儿听来的,他还用日本发音背下了马韩、辰韩和弁韩,并列举了三国时代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他说“过去韩国也经常处于分裂状态”。

   我觉得再想说服他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大部分情况下,争论应该就此打住,但李奇微将军也并非完全无视我的建议。作为统筹韩国战线战况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官,他不可能完全置韩国政府的想法及韩国人的历史情节而不顾。

   1951年7月31日,他发表了声明,称“考虑到陆军和空·海军的战线,我们只能把军事分界线定在连接鸭绿江和开城~平康地区的陆军战线之间”。这既考虑到了目前我军和共产军的战线接触线是开城~平康的这一事实,同时暗示了拥有制空权和制海权的联合国军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北上、从而把军事分界线设定在更北地区的可能性。总之,这算是打开了可以把战线向北推进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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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以中共军身份参战后被俘虏、而后拒绝送回本国的中国士兵们为了去台湾,正在进入联合国军的军营。这发生在谈判协定缔结后的1954年1月。中国害怕在韩国战线被俘获的本国士兵拒绝回国而去台湾。[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处]

   共产方面并没有屈服于把停战线定在38线的主张,反而固执于外国军的撤退。但是,中共军却另有自己的打算,这都是之后才公开的事实。大量兵力都涌向了韩国战线,相应地,其俘虏也相当多。他们似乎对俘虏问题比较执着。多数的俘虏有可能被送往与中国相分裂的台湾,他们对此也保持着高度的关注。总之,在那种情况下的谈判只能是举步维艰。针对双方都很难妥协的议案,双方一直都在打太极。整个谈判都在持续着无效率与无结果的状态,双方都为一些枝节末叶的问题而争论,这也是共产方爱用的心理战的一环。

  谈判也有被中断的时候。8月4日,听说中共军的中队兵力已经进入了谈判地附近这一中立地带,所以我方就中断了谈判。这被认为是一种“武力示威”,是算计着对谈判施加影响的中共军实施的一种心理战。那时,我在午餐时间同代表团一行一起站在我们休息的人参馆入口处的台阶上。在我眼前300米处,中共军用机关枪和迫击炮武装着,排成一列前进。谈判地开城来凤庄周边半径4公里都属于共产军管辖的地区。本来就在心理上受挫的我方谈判代表和实务人员们看到此番情景后,不得不感到吃惊。我们发出了强烈抗议,共产军方面一反常态,迅速承认了这点,他们甚至还罕见地开始道歉。谈判在时隔6天后重新启动了。

  在那之后,谈判从8月23日开始再次被长期中断了。共产方面称联合国空军机轰炸了开城的中立地带,这根本就是捏造的。尽管根本没有这样的事,但共产方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谈判就这样被单方面中断了。

  美军同华盛顿几乎保持着实时联络。配置在谈判地周边的最尖端通讯车上,安装有可与华盛顿及东京进行收发电报的装置。通过这样的方式,美军及时收到了来自本国的命令。相比之下,共产方面的通讯设备就显得比较落后了。要想与北京及平壤讨论在谈判现场没能得出结论的议案,需要花上几天的时间。共产军方面一口咬定“美军轰炸了中立地带”,并单方面中断了几天的谈判,其背后也存在着通讯问题。

  就像这样,谈判持续着中断与重启的反反复复的过程,根本没办法取得进展,所以谈判过程被拉得很长。某天,我们接到了“去趟东京”的命令,要求以我为代表的谈判代表全都去趟日本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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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贫穷的国家,贫困的军人

——————祖国陷入战乱,而我们却在东京灯红酒绿……战争期间的日本行让人觉得辛酸

  谈判一直保持着同一种氛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接到去一趟东京的命令后,五名谈判代表一行人在1951年8月中旬的某一天从金浦坐着美军的运输机离开了。

  其实我并不太清楚我们为什么要去东京,只是因为一句“去一趟”的命令,我们代表一行人就坐着飞机离开了。所以,我们来不及做其它准备,只穿着普通的卡其色军装,戴着平时工作的帽子就去了。

  抵达东京后,我们立即与李奇微(Matthew Ridgway)司令官共进了午餐。美国加利福尼亚和俄克拉何马的州长也在,他们兼任州防卫军的司令官。加利福尼亚的州防卫军是第40师团,而俄克拉何马的防卫军是第45师团。美国在日本训练师团的兵力,然后再送到韩国,而这两位州长为监督这个过程来到了日本。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20110802090630.jpg

  正参与韩国战争的美国空军的杰拉尔德·弗格森上等兵为休假来到日本福冈的布雷迪(音)空军基地后,被选为了“第100万名联合国军休假官兵”。图为他正在接受幸运的钥匙等礼物。弗格森当时属于第3炮击飞行团,是一名B-26轰炸机的机枪射手。[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处]

  此次的东京行算是给停战谈判代表们一次休假的机会,是李奇微司令官在事先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想让代表们在东京做短暂的休息。所以,除了与李奇微司令官一起吃午餐,向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克拉何马州的州长讲述韩国战线的战况外,并没有其它正式的日程。

   剩下的日程非常自由。除我之外的谈判代表们的家属都在东京,他们都各自腾出时间与家人见面,享受着这好不容易获得的休假机会。没有特别的事情的时候,我也会去市内。不仅是东京,我也会去城外,看看这个足足强占并统治了我们36年的日本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

  日本正在重新崛起。同美军进行太平洋战争后变成了一片废墟的东京市内到处都在建设施工,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工厂也经过战后修复,散发出活力。人们的表情非常明朗,并不像是个战败国。

  看着这样的日本,我经常觉得很悲哀。因为他们正是凭借一场发生在韩国的残酷战争才得以重新振作起来。随着韩国战争的爆发以及美军加入战争,美军和国军所需的所有军需用品都在日本生产,然后再运往韩国。这算是陷入战后废墟的日本完全抓住了这场战争特需的机会。

  “日本占领了韩国36年,后来又因一场爆发在韩国领土上的战争而实现了经济增长,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每当我行走在东京市内时,我都会产生这种想法。一种说不出的失落和遗憾堵在我心间。我们什么时候能重新崛起,成为一个让世界瞩目的国家呢?想着这些时,我的内心总会变得错综复杂。

  当时的我内心非常急切,特别是我们的祖国正陷入水生火热中,所以心情更是如此。作为停战谈判韩方代表的我来到东京,这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虽然如果说是海外出差也算得上,但当时的我身无分文。

  我住的地方是联合国军司令部指定的东京市内帝国酒店,一晚的费用是5美元。我根本没有吃饭和四处活动所需的经费,美军方面只是把我带来了,没有额外地提供经费。我在想,什么都不知道稀里糊涂就来海外旅行,弄不好只会丢尽颜面。

  如果因没钱支付住宿费和其它费用而欠下美军的人情,那丢的是我个人的脸,但是当时的情况是,稍有不慎就得让国家蒙羞。我不能这样,于是去了韩国代表部。韩国代表部位于东京市内银座的三越百货店前面的手表建筑大楼里。因为当时我们并没有和日本正式建交,所以代表部代替大使馆行使职能。

  我一进门,曾在韩国战争初期担任国防部部长的申性模前部长就迎了出来,拥抱着我说“啊,真是太高兴了”。他因为勤于奔走在战场上并经常流泪而获得了“落泪部长”外号。打完招呼后,我向他说明了我的难处。

  “我现在的处境比较困难。我没带一分钱就来了,您能想个办法,给我提供点儿经费吗?”,我向他说起了我的情况。他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申大使(当时我称他为“大使”)说“早就应该来找我”,然后爽快地掏出10万日元,递给了我。

  当时日本工人的平均月薪是1500日元,所以这算得上是一大笔钱。在申大使的帮助下,我可以不用担心费用而漫步在日本市内。后来,我把用剩下的半数的钱如数还给了申大使。他说“多用些吧,怎么还给还回来了?”

  总之,在申大使的帮助下,我才得以与美军代表们一起好好地逛了逛东京市内。在当时被称为日本的国民歌手的加藤和枝人气冲天,在华丽的市中心——银座大街到处都贴有她的广告牌。我还和大家一起去类似剧场的地方,观看了法国的舞蹈演出。我们还在街上吃了生鱼寿司和生鱼鱼丸。战争期间能迎来休假,这算得上一件奢侈的事。

  但是,当我徘徊在东京市内时,我的心情并不轻松。一个从贫困国来的贫困军人,每当我从口袋里小心地掏出申大使给我钱付帐时,我就感到很凄凉。这是一种源自因国家贫穷而产生的挫败感。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成长为一个令人骄傲的富强之国呢?当我游走在东京市中心时,这个想法一直萦绕在我心头,怎么也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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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回归1军团长

————重回战线……夺回东部战线“铁的三角地带”杨口

   从东京回来后,我又一如既往地继续参加停战谈判。但是,整个谈判仍然只是一味地重复着刺探战,并没有取得什么实际的成果,只是时间在一点儿一点儿地流逝,同时也让人觉得无比乏味。共产方面总是运用心理战,让谈判处于形同虚设的状态。而要想胁迫住共产方,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战线上倾注更大的进攻。

  联合国军想出了一个压制共产方的办法,那就是从1951年8月18日开始加强了对江原道杨口的进攻。在谈判仍然停滞不前,甚至还陷入了决裂状态之后,8月24日,美军8军司令官范弗里特(James Van Fleet)给我打来了电话。他把司令部设在了当时首尔东崇洞首尔大学文理学院。

  当时我已经回到了汶山和平村,他给我打来了电话并说“明天你得和我一起去一趟韩国军1军团”。听到这话后,我首先开始担心是不是国军1军团负责的战线严重恶化了。但是,除了亲自见到范弗里特司令官外,我没办法打听到情况。

  我们一到东崇洞的美军8军司令官室,范弗里特将军就说“我们得在战线上展开进攻,但现在1军团并不能很好地执行任务”。他提议说一起去1军团战线重新掌握情况后再找解决的办法。

  我同范弗里特将军一起,在东大门外的新设洞旧赛马场乘坐L-19轻飞机,朝着江原道杆城方向去了,最后到达了国军1军团下属的11师团司令部。当时的师团司令部位于陈富岭东侧,司令部里除了我和范弗里特将军外,还聚集了美军10军团长克洛维斯·巴伊尔兹(音)少将、国军1军团副军团长张昌国(音)准将、国军11师团长伍德俊(音)准将和国军1军团作战参谋孔国镇(音)大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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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停战谈判停滞不前,但各条战线上都为首先抢占高地而展开着激烈的战斗。图为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们在1951年炮击中共军阵地时的情景。部分战线上展开的强有力进攻把中共军拉回到了谈判桌上。【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处】

  出现问题的地方是被称为“铁的三角地带”的江原道杨口。这里是一个战略要冲地,谁掌控了这里,就能在作战中掌握主动权。范弗里特将军认为,在停战谈判停滞不前的情况下,应该展开进攻,夺回杨口,从而压制住敌方。也就是说,如果夺回东部战线的战略要冲,就能给敌军造成强大的冲击,从而让他们更加慎重地对待停战谈判。

   但是,敌军也不是泛泛之辈。当时他们已经把6个师团的兵力集中于此,建好了防御所需的全部据点,把山区的每个地方都变成了要塞地。从8月18日起,国军1军团以香炉峰为中心,背对东海岸,从东向西展开进攻。美军10军团也从杨口出发,由南往北进行包围后挺进去,从而压制住敌军。

  在我作为代表参加停战谈判期间,张昌国副军团长代替我接管1军团。在他的指挥下,首都师团(师团长宋尧赞准将)负责右翼,而11师团负责进攻的左翼,沿着陡峭的险峻山脉展开进攻。

  拥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宋尧赞将军的首都师团在攻占了进攻目标——924高地后,成功地阻止住了敌军的反击。问题在于11师团。在经历一番苦战后,三次抢占了目标地884高地后但仍被敌军重新抢占,一直重复着这种夺与被夺的过程。11师团在浴血奋战后,隔着金刚山的支流——南江与敌军展开对峙。一场激烈的战斗后敌方出现了大量的死伤者,但他们仍然展开着顽强的反击,所以我们免不了与敌军进行一场苦战。

   该地的地形非常险恶。高山层层叠叠,战斗变得更加艰辛了,再加上夏天的强风暴雨猛烈地向我们袭来。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把兵力和火力集中于一处展开有效的进攻。

  我向范弗里特将军说“我们首先得集中火力,就凭现在军团所拥有105毫米野炮很难向敌军发动进攻。如果先用155毫米的野炮攻打敌军后再展开进攻,那么可能会找到办法”。范弗里特将军反问我“你说的对倒是对,但是我们从哪里弄来155毫米大炮呢?”我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我们需要获得美军10军团的支援”。

  在场的10军团长巴伊尔兹露出了尴尬的表情。他好像是在说,连我们自己的情况都不容乐观,怎么能向别人提供支援呢。但范弗里特将军却很果断,用很坚决的语气命令道“给他们提供野炮支援”。

   第二天,美军的一个155毫米曲射炮中队(6门)来到了国军11师团。气象条件也变好了,乌云也全都散去了。战线上立即燃起了战火,6门155毫米的野炮开始吐露火舌,停在东海上的航空母舰上的舰载机也出动了,朝着敌方的阵地展开了猛烈的进攻。战斗很快就结束了,长达十天的血战以我们占领了能控制杨口的所有高地而落下了帷幕。

   正是因为如此,我改变了主意,决定不再回到谈判地。范弗里特司令官与东京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官李奇微(Matthew Ridgway)将军协商后,决定不把我送回谈判地,而是让我重回战线。联合国方面的停战谈判首席代表——特纳·乔伊(Turner Joy)提督在他后来写的回忆录中如此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他说“我接到了李奇微提议在金浦与我见面的消息。他告诉我战斗必须由白善烨1军团长来指挥,所以已经决定不让他重回谈判场,而把他留在1军团”。

   针对我缺席谈判这件事,美军好像怕韩国人会觉得很奇怪,所以他们决定只公布选定李亨根将军为韩方的新谈判代表的消息,而不谈及我重回1军团的消息。就这样,我又重新回到了野战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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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奔向新的战场

————“我们会给你两个师团,进攻智异山”,另一场战争打响了


夏季的暑气已经慢慢退去,早晚都能感到很凉爽的秋天正在向我们走来。自从我离开停战谈判地后,就没再回去过。在当时看来,感觉穿着军装、闻着泥土气息奔走在战线是我的一大天职。

   这是战争爆发后迎来的第二个秋天。1950年的秋天令人毛骨悚然,因为越过平壤向北挺进后,为占领鸭绿江水丰大坝而到达平安北道云山时,新的敌人——中共军像潮水一样涌向了韩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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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战谈判在一开始的三个月期间,是在共产军占领的开城来凤庄举行的,后来转移到了板门店。当时并没有什么像样的设备,就简单地搭了个帐篷用作谈判场地。图为在板门店谈判帐篷里,我军与共产方的士兵们正在站岗执勤。[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处]

  在第二个秋天,即1951年的秋天,我们也需要与中共军展开对峙。出现在正面的敌军是中共军还是朝鲜军,这点并不重要。而我的主要任务是务必把敌军击退,最大限度地把韩国战线向北推进。

  但是,我切身体会到我们太过于放任敌军了。因为我们在获得1950年秋中共军的敌前情报上太过于疏忽,所以对中共军参与韩国战线一事应对不利。一年后的战况也与那时大同小异。

  尽管我们在空中和海上都占有强大的火力优势,但却没能持续地击退敌军,给了他们“喘息的时间”。在我们开始1951年7月的停战谈判时,不仅是朝鲜军,就连在韩国战线上投入了巨大火力但并未取得胜利的中共军也在战斗能力上山穷水尽了。

  对于他们来说,通过与联合国方面的协商来实现的停战谈判算得上是“久旱逢甘霖”。通过2~3个月的休整,他们已经重新武装好,正在算计着如何逼退我方的战线。

  在我率领的国军1军团的周边地区,正持续不断地进行高地争夺战。杨口地区的战斗由美军10军团下面的美军1海军陆战师团主导进行。杨口北侧的沙汰里和文登里战斗是一场由美军2师团主导、国军5师团与7师团在其左右两侧助攻与敌军展开的激烈交战。

  当时,多条战线上都在持续不断地战斗着。但是,与之前的战斗主要是大规模的机动战不同,当时的战斗主要是针对高地展开争夺与被夺的消耗战。

  为了多获得哪怕只有一寸的领土,国军1军团也反复奋战着。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停战线从香炉峰一直向东北侧延伸,直至东海岸的海金刚南侧。1军团的任务就是坚守这一区域。进入1951年秋后,1军团下面的首都师团与11师团开始了阵地工程。为了守住这条战线,必须建立一个既强大但又周密无间的阵地。

  就在这个时候,11月中旬的某一天,陆军参谋总长李钟赞突然打来了电话,他说“明天和我一起去首尔的美军8军司令部见范弗里特 (James Van Fleet),有事得讨论一下”。我想“可能是又得展开什么作战吧”,于是问李总长“有什么事儿吗?”

  李总长说“这个事情不方便用电话说,反正不是什么坏事,所以我们明天在首尔见面后再说吧”。听到李总长这么说后,我也没办法继续追问。第二天,我坐着军团的飞机去了首尔。

  位于东崇洞的首尔大学文理学校旧址的总长办公室是美军8军司令官的临时办公室。在那间办公室里,聚集了以范弗里特司令官为代表的8军参谋长保尔·爱德斯(音)少将、8军作战参谋莫杰特(音)大校、李钟赞参谋部长以及我。

  主题出乎意料。范弗里特司令官与李总长提到了剿灭游击队的作战。其核心是如何彻底消灭盘踞在占有韩国中南部地区绝大部分面积的智异山一带的游击队。

  当时的情况非常严峻。朝鲜军的正规兵力在发动战争后南下,但并未撤退,而是加入了已经盘踞在智异山一带的游击队行列,于是在韩国国内存在着另一个以智异山为中心的“朝鲜”。

  范弗里特将军首先说道“听说白善烨将军在游击作战方面经验丰富,那就把作战交给您吧”。接着,他说“投入作战的兵力有两个师团,至于应该选定哪两个师团,我们将听取白将军您的意见”。

即将展开一场与一年前在这片领土上展开的战争完全不同的另一场战斗,那就是消灭游击队。因为这场战斗是把敌军游击队控制在某一区域,然后慢慢地向他们逼进并将其消灭,所以可能会觉得很容易,但事实上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

  此前也经常有在智异山一带展开活动的游击队,因为在韩国内部自我成长起来的左翼在此生根了。但是,铲除他们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原因是这些游击队深入到了普通百姓中,擅长伪装,建立缜密的内外连接网,从而不会被轻易铲除。

  我开始构想连根拔除他们的办法,我们需要找到与至今所采用的兵力运用法所不同的作战方式。作战角度也得不同,隐藏在我身边的敌军是谁呢?我想起了至今为止我所经历的军人生活及这一过程中所接触的内部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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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在智异山的敌人们

128、战争前的左翼势力们

————4.3之后情报局长发令,越过38线的我与左翼展开宿命对决

在接到向智异山挺进的命令后,我首先想到了一些场面,那就是每当听到智异山这个名字时,其背后总有一个像走马灯一样的影子掠过。这是在日本撤退后我从中国回到老家平壤后发生的事情。

  1945年12月28日,我越过了38线。韩国获得解放的喜悦也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获得苏联支援的金日成使得平壤正在逐渐变成共产党的天下。我决定去首尔,于是与金白一、崔南根(音)一同出发了。

   历尽千辛万苦后,我经开城到达了首尔站。那时的首尔处处都给人一种非常混乱的印象。虽然这里也弥漫着获得解放后产生的自由感觉,但还是让人觉得不够有秩序,许多东西都混杂在一起。

  在我到达钟路3街Pagoda公园的时候,在到处闲逛的首尔街上,我体会到了首尔给我的混乱感觉其本质究竟是什么。没错,那就是左与右的严重对立。左翼队伍聚集在我眼前,然后又从我眼前经过。我记得他们的表情充满杀气,口号也深深地刺激着人们的内心。

  紧随他们之后,右翼的队伍也从我面前经过,给人的印象与左翼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他们在街上四处制造冲突,发生流血事件。迎面经过时队伍发生了混乱,这时他们会相互对骂,大打出手,上演斗殴场面。

  目睹着这样的场面,我朝着军门方向去了。当时,为了把军人集中起来建立一个名叫国防警备队的组织,成立了军士英语学校。这是由进驻在韩半岛南端的美军军政建立的组织。

  通过这个组织,我在处于混乱期的首尔成为了一名军人。关于这个过程,会在后面的章节中详细记叙。总之,经过这番折腾后,我最后在釜山的5团工作。初期的韩国国防力量连组建师团等最基本的力量都不具备,其首要的目标是在全国范围内,把9个团分别部署在各个道。我在釜山工作了两年多,主要任务是负责管理装卸在釜山的美军物资。偶尔会为应对当时流行的霍乱而管制普通市民的通行,以及帮助警察维持治安。

  1948年4月,我接到了去位于首尔的国防部前身——统卫部的命令。在去首尔之前,我是重新扩大后组建的3旅团的参谋长。釜山5团和诞生于济州的9团也属于3旅团的管辖区域。我打算在最后视察了济州岛的9团后去首尔赴任,于是我于当年4月1日到达了济州岛。

  访问了位于济州岛摹瑟浦的9团后,我于2日晚上来到了济州邑。我打算在旅馆找个房间住一宿后坐飞机离开去首尔。

  我住在济州邑的那天,碰巧发生了暴乱。当我在旅馆房间里正准备上床睡觉时,有人给我打来了电话。电话是9团团长金益烈(音)少将打来的,他用非常急促的声音说“金达三半夜三更在邑内四处发动暴乱”。

  这就是所谓的“济州4·3事件”。当时,当我接到金益烈少将的电话时,我就产生了不祥的感觉。当时我在想,我到达首尔时目睹的左右势力严重的暴力冲突难不成现在正式演变成了韩国内部左翼势力的武装叛乱了。

  济州岛4·3事件在之后也留下了大量的问题。这算是之后再次发生丽顺叛乱事件等韩国内部左翼叛乱的信号弹。但是,我并没有在第二天早上准确地掌握到事态的发展情况。整个济州邑内到处都维持着平和与稳定的状态,其它地区也都没有感觉到当时那个事件正在逐渐扩大的征兆。

  因为还有日程安排,所以我于当天上午乘坐美军的运输机去了首尔。但我内心深处满是我接到金益烈少校的电话时产生的奇怪不安感。我重回了釜山,整理好手头的事情后,我又重新回到了首尔,开始在统卫部上班。

  到达首尔后,我立刻接到了任职命令通知,说是把作战局长改为了情报局长。情报局主要负责有关韩国内部左翼势力的情报以及如何处理他们的问题。我能隐隐约约感觉到,我站在了与左翼势力间的对决的最前方。

  智异山是一个占地面积广的山区地带,所以是在韩国发动暴乱的主谋者们最容易藏身的地方。智异山也是一个能充分感受到韩半岛就此被分裂为南北两侧的悲剧的地方。已经站在了与左翼势力对决的正面的我将朝着智异山迈开脚步。那些想紧随在济州发动暴乱的金达三之后的左翼活动家们此时也都聚集在此。

  在1950年韩国战争的血雨腥风开始在韩半岛散发的两年前,这个智异山就已经成为了漫长且残忍的战场。在1951年11月美军8军司令官范弗里特的推荐下,我开始在参与智异山围剿之前就与它结下了如此的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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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老木匠 于 2011-8-5 09:09 编辑

回忆录的第一部分,是白善烨担任第一师师长、与中国军队鏖战的情况,时间是1950年10月到1951年的3月;

第二部分倒叙韩战开战以后,白善烨与北朝鲜军作战的情况,1950年6月到10月;

第三部分,从51年4月开始——也就是中朝方的第五次战役,到停战谈判开始51年7月

第四部分,板门店的共产主义者,51年7月参与停战谈判到退出,51年11月

第五部分,就是白善烨指挥智异山反游击战的情况,51年11月开始,大概会到52年初结束

————————看来整个回忆录没有总的大纲,是讲几个专题再整理成文,专挑影响深刻的情景。因为白善烨完整的韩战回忆录早已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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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打好了情报业务的基础

————奇怪的平壤……我培养的情报要员们越过了38线

   我属于“无趣”的那种人,不懂得享受玩乐,也没有什么明确的兴趣爱好。我倒很喜欢烟,年轻时一度被人叫做烟鬼,但从某个时候决定戒烟后就不再抽烟了。酒更不是滴酒不沾。我并不是不太愿意与别人交流,但却比较忌讳与人长时间心交心地交谈。我就是这种性格,说是无趣也算得上。总之,我特别想把自己负责的事做好。

  亲身经历了1948年4月“济州岛4·3事件”后,我去了首尔,当上了统卫部的情报局长,但我的生活依旧如此,没有什么变化。我强烈地感觉到我自己应该找点儿事情做。当时,我们军队的生活并没有什么规定,所以新老之间没有什么“内容”需要交替。

  统卫部情报局也是如此。统卫部长一开始是由美军的普赖斯(Price)大校担任,后因1947年2月的政权交替,普赖斯成为了统卫部的顾问,而统卫部长的职位由临时政府参谋总长出身的柳东说先生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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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韩国因为左右翼势力的对立而满目疮痍。图为1948年3·1运动纪念仪式上,引发骚动的左翼人士被警察押送的情形。【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处】

  一切都经历着初创期的痛症。在情报局,只有一名美军少校带领着金宗勉少将和几名尉官。虽然包括国防警备队的情报处在内,整个组织的规模有所扩大,但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务。也很少有事项规定谁具体应该做什么事,要想自行处理事务也是困难重重。当时的情报事务由美军和警察掌管。在我军,几乎没有具备可以系统地收集且管理情报的人才。

   应该做点儿什么,内心深处这种紧迫感开始作祟了。我没办法一个劲儿地闲着。我在升为情报局长之前在釜山3旅团和之前的5团生活时,也经常为打发闲暇的时间而绞尽了脑汁。

  那时,我全身心地学习英语。无论如何,和美军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要学习英语,然后与他们交流,我觉得这很重要。一有时间,我都会拿着美军军事教法一遍一遍地读。我还会主动地和在釜山的美军们交流,我把美军使用的作战用语等与军事知识相关的单词全都背下来了。渐渐地,我理解了美军,也开始熟悉他们所运用的作战概念。

  情报局不可能会在这个领域有自己积累的知识,所以我觉得活用并熟悉美军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经过深思熟虑后,我去找了当时正驻扎在首尔的美军24军团的情报参谋怀特(White)大校。他给人的印象非常不错。

   我对怀特大校说“我是新赴任的情报局长白善烨。我来找您的目的是想听一听您关于情报局事务的高见”,表达我的问候之意。他很高兴地说“有事尽管开口”。我坦率地真诚地向他吐露了我的顾虑,我请求他告诉我一个如何处理好情报局事务的“正解”。他仔细地听着我的话,然后从座位上起来,去了自己的书架,抽了几本书后过来了。

   他递给我的书是美军所使用的与情报事务相关的册子。接着,他说“情报局事务中,被认为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讯问”,“你先教情报要员们如何讯问他人,准确地挖出情报”。怀特大校还补充说“我会派去美军的教官和翻译官,你最好建立情报学校,首先从培养要员做起”。

  回到办公室后,我首先开始翻译美军的这本与情报事务相关的册子。我把当时懂英语的人都召集起来,一句不漏地翻译着这本美军的册子,同时也对要员们进行教育培训。我先把情报局干部和属下部队的情报实务者集中在统卫部会议室,开始以美军册子为基础进行讯问方法等方面的培训。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20110808085852.jpg

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期建立的博文寺。

  准备好预算后,我就利用位于当时的南山博文寺的现有寺院,开始情报教育培训。博文寺是日本帝国主义为纪念伊藤博文而建在如今的新罗饭店免税店上的日本寺院。为了纪念被安重根义士刺杀的伊藤博文,日本人在此建立了纪念寺院,而我们又在这里建立了我们的军事机构,这觉得从这点来看也具有一定的意义。虽然在系统上还有所欠缺,但业务开始慢慢地有了定位,那就是首先制定培养情报要员的大方针,然后再随着教育内容和美军情报册子的翻译版的增多而增加业务。

  在那之后,我高度关注着敌军的动向和敌情。对于已经固定为共产主义体系的朝鲜的动向,我要比我军内部的任何人都先掌握,这就是我的任务。我们需要把通过我们特殊的系统教育培养起来的情报要员们派去打探敌军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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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白善烨似乎故意隐去了他在日军情报特攻部门工作的经历,显得自己是个白手起家、完全依赖美军情报工作指导而自学成才的

1942年他在奉天军校毕业后,进入日军关东军,都是在情报部门:先是在佳木斯,接着是在“间岛特攻队”专门从事反游击战,1944年才调到热河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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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夹在左右势力冲突间的军队

——————终于扛着机关枪、扔着手榴弹,军?警之间也上演了“理念冲突”

  但是,虽然当时敌军的动向也很复杂,但韩国的国内形势实在是太混乱了。出现在整个社会的左翼和右翼势力间的冲突也开始蔓延到了军队内部。虽然名字叫统卫部,但韩国建国前军队内部的情况却如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情况。左右翼势力集中在一个地方,接连进行各种争斗,反目为仇。他们相互交织在一起,引发严重的骚动。

  虽然都自称是为保卫国家而聚在一起,但相互间的理念却不尽相同。左右翼势力间的对立是所有问题的根源。解放后,军事组织随处可见。为了确保自身的武力组织,左翼势力也会推出自己的军事组织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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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1948年5月刊登在美国《LIFE》杂志上的当时首尔东大门警察署的入口。图为警察们正在执勤,他们甚至把日本军留下的92型重型机关枪摆在那里进行警戒。

  因是“将军的儿子”而被大家所熟悉的金斗汉所带领的大韩民青袭击了一个名叫朝鲜国军准备队的组织,这一事件正好说明了这点。这事发生在解放后立即陷入混乱的时期。当时,朝鲜国军准备队是一个强大的军事组织,它在位于现在的陆军士官学校所在的首尔泰陵对1万5000名士兵进行训练。但问题是,这个组织的干部们却起到了共产党的前卫队——“韩国人民抗争游击司令部的领导人”的作用。所以,作为右翼青年团体实行着巨大权力的金斗汉的大韩民青偷袭了他们。

   事件扩大后,美军的宪兵队解除了金斗汉及国军准备队的武装。虽然这种事件经常发生,但问题是被解体的左翼人士正式地被归入到了军方。不仅如此,南朝鲜劳动党(简称南劳党)在1947年7月自行成立了军事部,同时开始有组织地侵入韩国军的军队。他们开始让自己的势力渗入韩国军队的将官培养机构,而使用的方法包括直接让自己的势力考入陆军士官学校的前身——朝鲜警备士官学校,以及动员各种人际关系直接将他们安排进去等。

1946年,按照美国军政的命令,所有军事组织被解除,朝鲜国军准备队和组织也随之消失了。但是,他们在成立朝鲜警备队时作为士兵再次回到了军队。1948年10月开始的丽顺叛乱事件中,以军人的身份发动有组织的叛乱的人大部分都是这个组织出身的,这一事实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6月在全南光山的第4团和10月在全北里里的第3团也相继发生在了类似的事件。本来应该是在发生紧急情况时持枪且有条不紊地朝敌军进军的军队,结果却接连发生着违背组织等级的事件。

  陆军士官学校的前身——朝鲜警备士官学校也发生了很稀奇古怪的事情。1946年12月,学生队长李致业大尉(当时的军衔)正在自己的寝室就寝时,遭到了士官候补生们的殴打,陷入了神志不清的状态。这一事件可以被认为是之前发生的第1、4、3团的“以下犯上”事件的延续。另外,也有人认为,就算没有直接的联系,但这一事件也可被认为是受到了平时表现得比较信仰左翼思想的中队长等中级干部们的影响而发生的事件。不明白为何会发生这种事,就算想去探究原因也很难猜透,类似这样的怪事在韩国建国前夕的韩国军队内频频发生。

  1947年,还发生了军队和警察相冲突的事件。事情发生在5月初,始于驻扎在光州的4团的某警备队员在得知自己的亲哥哥被怀疑是左翼势力而被光阳警界署带走并遭到严格拷问的消息后。当这一消息在部队传开后,4团队员们在周六(5月11日)离开部队出走,对警界署稽查课的刑警们实施了暴行,发动了暴乱。警察也出于报复,在次周对出走的警备队员们一律实施了暴行。他们回来后,被激怒的1大队士兵们分坐两辆卡车去了警察署,把那里搞得一片狼籍。

  因为这个事情,全南地区的警察和军队只要一有机会总会相互殴打报复,最终,双方之间上演了枪击战和手榴弹战。6月初,因灵岩警察署和4团所属的下士官之间的争斗而被激怒的军人们分坐7辆卡车出动,用机关枪朝着阻止他们的警察扫射。

  这一事件造成警备队方有6人死亡,10多人受伤。在小规模的“战斗”中,获胜的一方是警察,因为他们并没有一名伤亡者。这一事件成为了全罗南道军队与警察间矛盾加深的导火索,左翼势力想借此把自己的势力进一步深入到军队内部。

  前面介绍的“济州4·3事件”是左右翼势力之间各种冲突从水底浮到水面上的象征性事件。韩国的军队正在一步一步地被卷入到左右翼势力之间严重的对立与冲突的中心。

  大海对岸的济州岛上正在不断上演着残忍的杀戮战。在那里,发生了国军的团长遭到了受左翼势力唆使的下士官的暗杀的事件。军队没法儿再继续看着这种极端的混乱发生,如果放任下去,必将走向自我灭亡的道路。所以,军队开始注视内部的敌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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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乌云密布的汉拿山

————参与济州镇压的11团长遭暗杀……这是“左翼的误判”

济州4·3事件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事件发生那天我曾在济州邑呆了一天,而事件正朝着更加严重的方向发展,远远超出了当时我的预想。

刚刚迎来解放的济州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太平洋战争中被击败的日本想对美军发起最后抗战而备战的地方就是济州。直到解放之前,日本军有三个师团和一个旅团还在济州高呼会坚守在此,并设置了防御线。但是,随着大势已去,济州的日本军也投降了。问题是,在最后撤退的紧急关头,日本军离开时把大量的武器留在济州各地建起的阵地和战壕中。

  在当时的济州岛,有很多人早就对左翼有所接触了。因为这里拥有便于通向大海的地理条件,所以济州岛的很多居民都去了日本的大阪、神户和京都等地,在那里从事各种劳动。他们中的不少人被当时在日本流行的左翼思想所浸染。继解放后开始活动的建国准备委员会(简称建准)后,又出现了人民委员会,之后由南劳党(全称南朝鲜劳动党)掌握了这里,正式开始展开大规模的活动。右翼势力在济州岛不怎么活动,相比之下,以南劳党为中心的各大左翼团体犹如“雨后春笋”般开始在济州岛大举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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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4月3日,武装的左翼团体对济州岛的12个警察派出所发动袭击,之后接连发生了血债血还的残忍报复。图为加入暴动而被镇压军警抓获的左翼要员们正在蒙着眼睛接受审讯。【中央图片】

  1946年7月金九先生访问济州岛时,他带领的韩国独立党的济州岛支部想改变一下这种窘境,但最终没有取得什么成果。经济状况不佳,随着解放后全国的日本技术人员等都撤走,给产业带来了相当大的阻碍。而济州岛的情况更加糟糕,随着连粮食问题都开始恶化后,济州岛变成了左翼势力繁荣的温床。

  就这样,爆发了4·3事件。1948年4月3日凌晨两点,南劳党济州委员会在汉拿山山顶和主要高地上同时点燃烽火,以此作为信号发动了武装暴动。首先,来自“人民游击队”和“自卫队”的350名成员袭击了济州岛上16个派出所中的12个。他们将警察官和右翼势力——西北青年团员、独立促成国民会所属的会员及其家人们都杀害了。

  济州岛立即变成了“流血之岛”。事件的主谋者——济州人民游击队总司令官金达三在1948年8月在朝鲜黄海道海州举行的“南朝鲜人民代表者大会”所做的演讲中就能很好地感受到这点。金达三在演讲中说“通过共计45次以上的派出所袭击及野外战斗,造成了570名以上的死伤者,还破坏了各种设施。我们还夺取了大量的武器等,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警察出面镇压。内务部长赵炳玉带领的警察成为了维持社会秩序的中坚力量。警察动作比较神速,从各道的警察局中各派出一个中队,共有8个中队的1700多名警察被派往了济州岛等,自行展开了快速的应对。但是,人民游击队的力量很强大,再加上日本军的三个师团和一个旅团离开时留下的武器在济州岛四处流通开来。当警察兵力出现应对不力时,4月17日,上面下令正驻扎在济州岛的第9团出面镇压。

  这时,发生了奇怪的事情。虽然9团长金益烈结束了镇压作战准备,并都已经出动了,但却没有力量与人民游击队交战。后来才了解到,原因是隐藏在团内部的南劳党员吴一均少将和文相吉中尉操纵的左翼士官们把作战计划如实地泄露给了人民游击队。9团的金益烈少将因为并未在作战计划中取得成果而立即被卸任了。取而代之的是,警备队总司令部投入了5月1日在水原创建的第11团。这是一支由三个大队组成的正式团级别的兵力,其团长是朴珍景大校。

  他最后牺牲了。曾取得战果的11团的作战也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6月18日那天,举行了从中校升为大校的朴珍景团长的升职贺宴。晚上,从贺宴席上回来后在营内休息的朴大校惨遭受命于南劳党员文相吉中尉的下士官的暗杀。虽然当时军队的组织能力稍稍落后于警察,只起到辅助作用,但在作战方面,军队还是要比警察略胜一筹。以维持治安为根本的警察与关注于同敌军战斗的军队在作战层次上有所不同。南劳党从11团的强有力镇压作战中感受到了威胁,最终采取了暗杀团长的这一极端的治标方法。

  这一事件最终产生的副作用远远超出了左翼势力事先预想到的效果。因为军队的大规模插手与镇压。美军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不断地加大军队镇压的强度。朴珍景大校与美军军政部长威廉·迪恩(William Dean)少将走得比较近。迪恩少将对朴大校信任有佳,所以朴大校遭到作为南劳党员潜伏在部队的部下暗杀的消息给了迪恩少将不小的冲击。

  在济州岛暴乱中发生了团长暗杀事件,警备队总司令部由此意识到了军队内部左翼问题的严重性,于是积极出面解决事态,甚至连美军也意识到应该严肃处理这个问题。但是,左翼并没有停止他们的蠢蠢欲动。不,与其说他们的一举一动是像动物蠕动般的蠢蠢欲动,不如说是猛兽四处跳动的飞扬跋扈来得更准确些。威胁韩国根基的这些举动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一场猛烈的风雨横扫济州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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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团长被刺

————“我要亲自处理朴珍景的遗体”,迪恩少将飞往了济州

   遭到潜伏在部队的南劳党员部下暗杀的朴珍景大校与我也有深厚的交情。他在我担任釜山5团中队长时,是我手下的特务上士。他出生于庆南南海,日本帝国主义时期曾在大阪外国语大学上学。

  他擅长英语,因为他在日本上了外国语学校,还因为他是一个平时也经常认真学习的人。他手里总会拿着一本英语词典,除了与别人说话或吃饭的时间,他总会仔细地查看英语词典,认真地背单词。

  他是镇压暴乱的军队负责人,从这点来看,那些直接或间接受到伤害的人对他评价不好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我所认识的朴大校却是一个不错的人。他非常老实,在所有事情上都很积极,起到带头模范作用。当时,我是中队长,而他是我的副官,所以我们之间在想法上当然会有很多交流。他至今给我留下的印象都是“非常老实且不错的一个人”。

  他拥有如此好的人品,再加上非常出色的英语,所以他与美军们之间的关系也甚为密切。他与在釜山的时候一起共事的美军的关系也不错,后来接触到的美军战友对他也是好评不断,毫不吝啬赞美之词。

  这样一个他却遭到了部队内部的南劳党员的暗杀而身亡,发生了不得不让人感到意外的事件,这让与他交情不错的美军们也开始对这一事件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他与威廉·迪恩(William Dean)少将的关系尤为密切。

  迪恩少将是韩国战争爆发后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被朝鲜军俘获的美军将官。前面也曾在多个地方介绍过他。朴大校在惨遭暗杀的1948年,迪恩少将担任美军军政部长。

  进驻韩国的美军一直进行得美军统治,直至韩国政府正式成立。迪恩少将担任军政部长,是军政的最高负责人。换句话说,他是“总督”,是行使着最高权力的人物。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20110811091711.jpg

  这是参与济州4·3事件镇压后被部下暗杀的11团团长朴珍景大校的遗体告别仪式。1948年6月18日,团本部在济州农协学校内举行了追悼会。对朴大校喜爱有佳的迪恩军政部长(右侧第二个)正在致悼词。这是由当时驻扎在济州的美军顾问官查里斯·威斯尔罗斯基收藏的照片。

  朴大校曾任统卫部下属的朝鲜警备队总司令部的人事参谋,后为镇压济州岛4·3事件,被派到了当地。在那之前他是中校军衔,因为出色的英语能力和行政能力,以及令人可信的品质等而得到了美军的认可。特别是军政部长迪恩少将高度评价了他的实力。两人在私下也有很深的交情。

  吉姆·豪斯曼(音)大尉从美军军政时期开始就很活跃,建国后参与到李承晚、朴正熙总统等韩国的权力者与美国华盛顿之间的沟通。他也对当时的朴大校大加赞赏,他偶尔会对我说“朴珍景这个人太了不起了。处理能力也不错,人也很老实”,对他大加赞赏。

  朴大校被派去镇压济州岛事件后,立刻发挥出了他的实力。他用强大的压迫,镇压住了发动暴乱的势力。在济州岛现场,他被晋升为了大校。他是我带领的副官,却比我先戴上了大校的肩章。如此快速的晋升全凭他的实力。

  他牺牲的噩耗传开后,军队内部的所有人都被震惊了。投入作战的团长被左翼部队成员杀害而身亡,这一消息犹如重磅炸弹传到了我军的首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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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迪恩(William Dean,1899~1981)
军政部长迪恩少将立即亲自飞到了济州岛。他说“我要去亲自处理朴大校的遗体”,然后就飞去了济州岛。他坐的C-47运输机从金浦起飞后,直奔济州岛。

  接着,他的飞机又回来了。我在金浦机场迎接他。亲自载着朴大校遗骸回来的迪恩少将表情非常凝重。先把他器重的韩国军将官送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他无法掩饰这种个人的悲痛。

  但是,有一种想法深深地印在了迪安少将以及我们所有人的脑海中。那就是“左翼势力为何会挑起部下杀害部队长的事件呢”。朴大校的死相当于在作战中牺牲的军人,但他的意义却很非凡重大。

  左翼势力到底渗透到了哪里?在韩国建立后,他们会有怎样的举动?我们到底得容忍他们到何时?这些想法一直萦绕在我军首脑部和美军领导层的脑海中。

  除了发生暴乱的济州岛外,当年5月10日,全国都举行了选举。同月31日,制宪国会举行了开院仪式;7月14日,李承晚总统就任。而就在这时发生的朴珍景被杀事件正式地把将成为韩国基石的军队这一问题提了出来。

  “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这种想法开始支配着我。我军领导层的想法也是如此,在一旁观察的美军的想法也与此类似。如果不采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措施,我们的军队也许会因已深深渗透到组织内部的左翼势力而彻底崩溃。

  没有对建立军队时进入组织的军人进行彻底的政治立场调查,这可能是决定性的失误。总之,需要对拥有左翼思想的人士活跃的军队进行彻底的调查研究。在病症的患处进一步扩大之前,我们得采取适当的措施。因此,从头到尾地调查朴大校在现场遭遇暗杀的过程成为了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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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暴乱与镇压的恶性循环

——————险些成为谜的“朴珍景暗杀”一周后收到了举报信

   总之,朴珍景大校的被杀事件成了为军队重新审视隐藏在军队内部的左翼势力的契机。巧合的是,朴大校被杀后,左翼势力更加猖獗,发动了军队建立后的首个有组织的判乱事件。

  如此一系列的事件意味着左翼势力的强势崛起,成为了刚刚成立、还处于起步阶段的韩国面临的第一场危机。如果不能顺利度过这个巨大的风浪,韩国就得陷入存亡的危机。

  从这点来看,弄清朴大校被杀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前面讲到的那样,他是在结束大校晋升的贺宴后回来睡觉时被杀害的。在有哨兵守卫的寝室,他因中枪而丧命。一开始,我们觉得这是一个谜。晋升贺宴举行的时间是1948年6月18日晚上,地点是在济州邑的一个叫“耽罗馆”饭店。当时,一线指挥官们和从统卫部派到济州岛的将官们也在场。因为喝得比较多,所以参加者们全都略带醉意了。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20110812085435.gif

   在韩国战争爆发前,从北向南转移的队伍就屡见不鲜。居住在朝鲜地区的某个家庭为了转移到韩国到达了38线。图为美军士兵正在仔细观察他们。指向南侧的牌子是用英语写的,而指向北侧的牌子却是用俄语写的。[美军陆军部资料]

   朴团长回到寝室的时间的凌晨1点前后。他回到位于现在的KAL酒店对面的团本部的寝室后,很快就上床睡觉了。他旁边的房间里也有几名将官,他们回来后也睡觉了。

  凶手是趁着警戒兵睡着的空隙侵入朴团长的寝室,然后用了M1步枪开了几枪后就逃之夭夭了。奇怪的是谁也没有听到枪声,睡着非常沉。警戒兵最后才迟迟觉察到情况,并发出了惨叫声,这时所有人都从睡梦中醒来了。

  当时,M1步枪是不久前才供给给部队队员的。M1步枪发射出来的子弹从弹壳里出来时产生的摩擦情况每支枪都不一样,搜查组考虑到此,让所有士兵都发射一发步枪,然后对比子弹的摩擦情况,用这种方式展开着调查。

  但是,案情仍然是云里雾里。虽然进行了一周的调查,但并未找到任何头绪。这时,我们收到了一封举报信。内容是“抓到在摹瑟浦老丈人家中称病卧床不起的文相吉中尉和团情报课老下士崔某上士就能了解到事情的全部真相”。

  文相吉中尉及其妻子,以及崔上士全都被抓来了。他们没有经受住连续的审问,最后坦白了,同时交待了暗杀事件的全部过程及团内部的左翼体系。

  这一事件是为了挫挫出面镇压暴乱的11团的锐气,济州岛人民游击队与文相吉联合实施的暗杀行动。这是左翼势力为免遭军队的强力镇压而从一开始就策划好的事件。

  暗杀发生的18日当晚,11团的值周司令真的就是南劳党的细胞——1中队长郑大尉。值周副官是和文相吉一起被抓的崔上士。崔上士策反了部队队员中的一名士兵,唆使他一起进入寝室将朴大校杀害。

   朴大校被杀事件证明了左翼势力已经将不少的要员渗透到了军队的内部深处。这不得不让我们对该事件将如何发展保持高度的关注。稍有闪失,军队就会因左翼势力而先从内部崩溃,这正是朴大校被杀事件给我们的警示。

  在那之后,余波也未平静下来。朴大校的继任者崔庆禄中校和副团长宋尧赞少校来到济州岛,进一步加大了围剿的力度。鲜血定会换来鲜血。随着国军再次展开镇压,济州岛正在再次迎来一场血雨腥风。

  为了铲除叛乱主谋者们的根据地,对居民展开了疏散作战,130多个山村点燃了战火,造成了8万多名居民伤亡。强大的军事作战所引起的后遗症不容小视。军队展开了彻底的扫荡战,特别是在山区和海岸村落相接的中部山区受到的损失非常严重。

  在彻底找出并铲除当时左翼叛乱嫌疑犯的过程中,这个村落的居民们遭受的损害当然变得很严重。在寒冬即将来临之前却被赶往田野的居民们来到海岸村落,投靠亲戚或在收容所生活。当然,他们全部都得经受住严寒和饥饿的煎熬。

  当年年底在当地展开围剿作战的当时2团的团长咸秉善中校回忆说“去济州岛赴任后首先应该做的事情是做好安抚工作,因为前面的部队将中间山区村落变成了焦土”。

  虽然民间损失正在扩大,但左翼势力却一点儿没有减弱。我们需要追加派遣军队兵力,但进展得并不容易。左翼势力仍然大量盘踞在军队内部的事实再次被证实了。

  这就是所谓的“丽顺叛乱事件”。在丽水的14团向济州岛派遣兵力的过程中发生了这个事件。当年10月19日,丽水的14团兵营里传来了莫名奇妙的枪声,于是事件被扩大了。朴珍景大校的被杀事件是左翼势力为除掉一名团长而挑起了愚蠢行为。但是,此次事件却有所不同。这次是军队的部分兵力直接将枪口对准我军的有组织的叛乱。19日晚,从14团兵营里传来急促的枪声后,响起了紧急情况喇叭声,这是宣告这片土地上左翼势力叛乱的第二幕的尖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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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叛乱之夜

————与居民毫不相干,所以不应叫“丽顺叛乱”,而应叫“14团叛乱”

穿越大海后在济州岛上燃起的火炬又传到了全南丽水。这就是“丽水和顺天(丽顺)”事件。虽然这一事件在10多天后结束了,但发动叛乱的一部分势力躲到了智异山里,与韩国军队展开了长期的斗争。展开游击战的非正规军的独立兵力占领某个据点后再作战,这就是所谓的游击队。藏身于智异山的一部分叛乱主谋势力就这样被称为了游击队。在“济州岛4·3事件”还未得到平息之时,14团的叛乱又向我们逼近了。

  虽然这一事件的正式名字叫“丽顺叛乱事件”,但事实上,当时丽水和顺天地区的居民们与这一叛乱并没有任何关系。因为这一事件从头到尾都是由14团的部分兵力主导的,所以今后得记录为“14团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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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0月,丽水14团将枪口对准了我军。在建立初期就渗透到国军内部的南劳党下级成员们发动了“丽顺叛乱”。图为被派到丽水的镇压军正在展开作战。这是由战地摄影师卡尔·迈当斯(Carl Mydans,1907~2004)拍摄的,并在当时刊登在了美国的《Life》杂志上。为了与身穿同样军服的叛乱军相区别,镇压军在头盔上缠上了白色的带子。

  这一事件成为了济州岛暴乱的延续。为镇压济州岛的左翼叛乱而计划增派的部队反而调转枪口,主导了叛乱。丽水14团的第1大队计划在1948年10月19日下午10时左右坐着登陆艇(LST),朝济州方向出发。但是,14团团长朴胜薰认为与部队行动相关的机密有可能被泄露,所以下令把出发时间往后推迟了两个小时。因为首尔的陆军总司令部下达的命令是通过丽水邮局作为一般电报下达的,所以担心机密可能外泄。

   当时,还会经常听到在济州岛近海有苏联潜水舰出没的传闻。他们担心,如果部队乘坐LST行动的事实与时间外泄,有可能遭到苏联潜水舰的攻击。当时正是共产主义的宗主国苏联的影子在韩国隐约可见的时期。

  我是后来,即叛乱事件发生之后才听说14团的出发时间被推迟了。但是,我在之前就知道14团在出动兵力前就暴露着诸多问题。在出发当天,这些问题就已经有所暴露了。

  原因是,上午10点就开始了对派遣1大队的军政检查,却直到下午6点才结束;接着进行的野战床和床垫等个人物资的装船作业也被无限期地延期了;熄灯喇叭声响起的晚上10点,1中队才勉强结束了装船作业,所以根本不可能期待他们能顺利出发。

  14团兵营位于日本帝国主义时期日本海军修建的机场。因为地板全都被铺设过,所以出发部队的队员们全都在临海的大队营帐旁的水泥地上休息。

  团长去了邑内,副团长也跟着去了,将官们参加了在将官食堂举行的欢送会,大都在聚餐结束后回到营内或营外的寝室睡觉。就在这时,叛乱发生了。

   突然间,一声紧急喇叭声打破了夜空,紧接着响起了枪声,无法辨别到底有几发。当时,在14团的兵营附近有不少普通百姓会在晚上坐着船偷偷地进来偷柴火,也有渔船偷偷进入到部队前面的禁止打渔区域来抓鱼。一般都会对他们进行威胁射击,所以将官和士兵们以为“今晚又有普通百姓来偷柴火”,对枪声并不在意。

   但是,紧急喇叭声却有所不同。军队里规定,训练时如果听到紧急喇叭声,必须无条件地集合到练兵场。然而,因为部队决定在当天子夜出发,所以即使听到了紧急喇叭声,大家都会认为“现在并不是训练时间”,很少有士兵会立即跑到练兵场。

  然而,部队里到处都已经散发着血腥味。当时的1大队作战教育官全勇仁(音)少尉在现场目击了当时的情景。他如此回忆道。

“当时,我正在1中队长室里睡觉,跑出来后朝着练兵场跑去。值勤中队旁的办公室里灯火通明,多名士兵一边听着枪声一边从山坡上跑下来。大队副官金正德(音)少尉垂着双臂,瑟瑟发抖地跑过来,他大喊道‘那帮家伙朝我开了枪’,然后哐当一声倒了下去。”

  他仍然记忆犹新,非常清楚地描述了一开始14团兵营里发生的事情。他说暴徒们立即跑向了弹药库,接着朝着锁头不断地开枪,被紧急喇叭声惊醒的士兵们很晚才聚集到练兵场。

   他想用电话向团长报告情况,但电话线已经全被切断了。他本想去团通讯所用无线电报告情况,但当时叛乱的主谋——团的人事股长池昌洙上士把士兵们叫到练兵场,进行具有煽动性的演说。

  据说,池昌洙说“我们接到了警察会来袭击我们的情报。大家尽可能地把实弹分一分,做好应战准备。我们要坚决反击杀害同胞的济州岛派兵。现在,北朝鲜的人民军已经突破了38线,正朝着首尔南下。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成为人民解放军。为了实现祖国统一,让我们一起抵制美军的傀儡,把那些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将官们统统消灭掉”。全少尉还说,听了池昌洙的话后,到处都传来了士兵们的“说得好!没错!”的呐喊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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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叛乱的早晨

————有四人在士兵面前被处刑,反对叛乱就等于死路一条

  14团叛乱事件的主谋为何会提到警察?这其中的原因令人好奇。前面在谈到左翼行动时也简单地介绍过,解放后关系并不太好的警察与军队甚至在1948年韩国成立后也丝毫没有好转。首要原因是竞争对手意识。从总体上看,美军军政首先信任的是警察,因为军队在组织还不完善,所以要想充分利用,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相比之下,警察中很多人在日本帝国主义时期就曾活跃,具备了不错的武器系统和组织系统。

  因此,美军军政对随时可用的警察提供了更多的援助。事实上,军队还未具备完善的组织,所以警察负责韩国的治安与警备,而军队只是起到辅助警察的作用。

   另外,在军队里经常出现的组织内部矛盾在警察内部则很少出现。进入警察系统的人在思想上几乎没有倒向社会主义的。组织本身与主要干部们在许多问题上具有明显的右翼保守倾向,所以左翼势力不可能在这里扩散。相比之下,军队则是另外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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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军14团的左翼主谋者们发动的叛乱事件从1948年10月20日开始,持续了10多天。在镇压横扫丽水和顺天的左翼叛乱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死伤者。图为事件在进入尾声的10月27日,丽水市民们受到叛乱镇压军——国军的管制,正聚集在一片空地上。【中央图片】

  军队士兵只要在美军军政进行宣誓,就能进入军门。这部分内容将在后面的章节中介绍。这其中美国的文化在起作用。美国人重视口才,所以如果在宣誓中明确自己的立场,就会获得“通过”。这就是美国文化,这种文化是用在神面前宣誓来处理所有问题的美军基督教文化的产物。所以,军队成为了左翼势力更容易伪装的地方。解放后泛滥的左翼军事团体人士们由此当上了将官或士兵,进入了军门。他们不可能放过日本帝国主义时间大量活跃的警察。从解放后到建国前,这种军警冲突在全国各地频繁发生。济州4·3事件初期,主流观点认为这是济州岛居民出于对当地警察的反感而发动的事件。总之,军队和警察一开始水火不容,相互之间相处得很不和谐。丽水叛乱事件中,主谋者池昌洙上士等人称“警察将袭击我们”,把警察推出来,这也是为了利用军队和警察间的这种矛盾而故意为之的。

  14团叛乱发生之前的当年9月底左右,在求礼发生了丽水14团休假士兵与警察发生冲突的事件。休假中的四名士兵在求礼的一家理发店与求礼警察署的刑警们发生了冲突。他们对刑警们实施了暴行,后回到家中睡觉时,被半夜涌来的警察拖走,并遭到了暴行。此后,军警之间表现出了冲突的征兆,双方都在窥视着各种机会。左翼的池昌洙上士利用了这点,而没能好好掌握战后实情的士兵们站出来应和他。

  14团叛乱的主谋者是以池昌洙为首的团内部的左翼下士官集团。在团兵力集中到练兵场后,他们随即将自己已经武装好的组织成员部署在了练兵场周边。左翼势力的手法巧妙且大胆,他们把自己在做煽动演讲时没积极赞成或表示反对的下士官们拉出来,作为示范。听说四名这样的下士官被当场裁决了。

  他们在不知所措就跑到练兵场的士兵们面前对这四名下士官处于枪决,以此来控制练兵场的氛围。另外,左翼下士官们还进一步挑起了对于警察的憎恶之情。迷迷糊糊聚集到一起的14团士兵们因为子夜时分弥漫着的血腥味,无法振作起来。

  14团也为左翼势力能随心所欲渗透进来提供了便利的环境。14团是1948年5月从驻扎在光州的4团中分出来后新组成的部队。光州4团因受到活动最活跃的南劳党全罗南道集团的影响,左翼势力大量渗透到了这里。当时,4团是所有国防警备队中左翼势力最多的部队。

  光州4团的指挥部把具有左翼倾向的士兵大举派到了新组成的丽水14团。

  他们武装了起来,简单地几枪就打开了武器库的锁头,然后把步枪和弹药握在手里。他们首先朝着丽水邑内进军。正如池昌洙等左翼主谋下士官集团对着聚集在练兵场的士兵们大喊的那样,他们首先瞄准了丽水邑内的警察署。

  14团的领导层完全没能采取有组织的应对。团长在叛乱爆发后被关在了丽水邑内的某旅馆内,后来和前来解救自己的一名将官一起,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为把1大队兵力运送到济州去而正在靠岸的LST船舶在叛乱爆发后立即转移到了不在机关枪射程范围内的海上,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船上装载着已经登船的43名士兵和7万4000多发实弹等。

   凌晨1点左右,叛乱军进军到了邑内。丽水警察署出动了200多名警察,想建防御线,但最终力量不足。那条防御线崩溃后,丽水终于开始刮起了血雨腥风。左翼势力疾呼的“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声音充斥在丽水冷清且黑暗的凌晨大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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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被血染红的丽水

————人民裁判席卷了丽水

   丽水,虽然这个名字是因为秀丽的水与自然景色而得名,但1948年10月20日早上,这里却被染成了血红色。警察及其家属,还有被归为右翼势力的人们及其友人全都受到了伤害。

  那种残忍到底是从哪儿来,又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至今想起来都无从回答。在那之后的两年后,这片土地上爆发了同族相残的韩国战争,上演了达到极致的大屠杀与报复。而这种血杀与报复的原形在14团的叛乱事件现场——丽水和顺天就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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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10月19日,驻扎在丽水的14团发动的叛乱让刚刚成立的韩国陷入了混乱。图为被派遣到丽水的镇压军正看着从民宅里升起的巨大火焰。这张照片出自战地摄影师卡尔·迈当斯(Carl Mydans,1907~2004)之手,拍摄时间是当年11月。当时,《Life》杂志刊登了这张照片。

  就像前面说的那样,警察署的防御线在20日凌晨两点左右就彻底崩溃了。在市内的每一个角落,怀揣着巨大敌忾心的14团叛乱军们四处发动着残忍的攻击。丽水市民们被莫名其妙地卷入了这场突如其来的枪声及戳杀中,他们不得不因为这种不安感而感到害怕不已。

  但是,在丽水当地活动的左翼势力们加入了叛乱军的队伍,杀害警察,占领了丽水邑内的所有公共机关。距离子夜不过几个小时的时间里,丽水就变成了策反朝鲜国旗高高飘扬的人民共和国的天下。

  据后来调查的记录记载,丽水邑内大街上贴着20日将召开“人民大会”的海报,以“反对出兵济州岛士兵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旨在“誓死反对出兵济州岛,美军立即完全撤退,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声明书。

   另外,南劳党的丽水地方组织——邑党快速地成立了邑内的人民委员会,然后开始查找丽水内的警察及家属,以及右翼人士及其友人们。截至21日,在丽水共抓获了约800名被认为是所谓“反动”的警察及其家属和右翼人士,并在警察署后院和中央洞进行了处决。特别是他们对于警察或右翼青年团体团员的敌忾心理演变成了一种令人无法想象的残忍。
  14团叛乱事件结束后,《光复30年Ⅱ-丽顺叛乱篇》一书的共同作者——《无等日报》评论委员金石学(音)致力于探明当时叛乱事件的真相。他的调查内容值得拿来仔细阅读。据他介绍,当时在丽水,一天都没有耽搁立马举行了“人民裁判”,当场处决了相关人士。据说,用竹枪或刺刀刺死或用棍棒打死的情况比比皆是。

  部分死亡的女巡警身体部位被残忍地切断,或是被严重损伤。其情形太过残忍,甚至让去现场收拾残局的人们也被吓丢了魂儿。美丽的港口城市——丽水的大街小巷已经被惨不忍睹的死亡所充斥着。

  叛乱军占领丽水后,立即北上去了顺天。丽水从韩半岛西南部突显出来,呈半圆形。要想从北侧通向这里,必须经过顺天。叛乱军立即坐火车,朝着顺天方向去了。

  听到叛乱军在丽水掀起一场血雨腥风的消息后,顺天的警察们做了什么准备呢?原来他们发动了为铲除祸根而进行的先发制人的报复。顺天的警察们在叛乱军进来之前就已经把正在关押的左翼嫌疑犯集体杀害了。

  问题是,顺天的警察撤退后袭来的叛乱军又找出了警察及其家属,并将其残忍地杀害,上演着以血还血的恶性报复。攻入顺天的叛乱军和左翼人士们对右翼人士展开了更加有组织的搜查行动。比较奇特的是,在14团横扫而过的丽水和顺天叛乱事件中,韩国战争时期朝鲜军入侵而来并四处占领韩国的人民裁判已经开始上演了。那就是罗列出几个罪状,在获得受到刺激的大众的应和后,将人残忍地杀害。

  与其说这是人所具有的人性的巨大爆发,还不如说是动物所具有的兽性的巨大爆发。野兽把自己所具有的残忍的猛性毫不保留地表现出来,把一天前还相互问候的人给杀害,然后埋在这个土地上。

  令人悲伤地是,在14团叛乱事件过程中,这种残忍暴露无遗。两年后爆发并在韩半岛持续了三年多之久的战争的前前后后,这种残忍也在持续上演。我不可能站在远处,只是听着别人讲着类似的残忍事件。这种残忍动摇了刚刚成立的韩国的根基,如果不能对此加以控制,我们只能陷入另外一场混乱的极大痛苦中。

  更何况,这种叛乱是在军队内部被触发的。在追究军队内部到底隐藏着何种敌人之前,我们应该首先将他们镇压住。我们开始寻找转移军队的办法。因为当时的通信手段并不发达,所以叛乱的紧急情报是通过道路警察队的警备电话网传到首尔的。

  20日上午9点,首尔的国防部内举行了紧急对策会议。国防部长李范奭把国防部参谋总长蔡秉德、陆军参谋部长丁一权和我叫到了位于现在的首尔太平洋(Pacific)酒店的国防部办公室。除此以外,美国临时军事顾问团(PMAG)团长威廉·罗伯特(音)准将和陆军参谋总长顾问官吉姆·豪斯曼(音)大尉,以及与我同在情报局的顾问官约翰·里德(音)大尉(音)也被叫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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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朴正熙少校

————围剿司令官带来的参谋面带不满的表情一言不发,他就是朴正熙少校

   国防部部长李范奭对国防部参谋总长下达了指示,“带领先遣队去现场了解情况,然后首先采取紧急措施”。蔡总长和陆军参谋部长丁一权、我和吉姆·豪斯曼(音)大尉、约翰·里德(音)大尉和当时的情报局口译官高正勋(音)中尉等人组成了先遣队。我们一行人随即在金浦机场乘坐C-47运输机,朝光州方向飞去了。

  光州5旅团长金相谦大校来机场迎接我们。他在10月11日兼任了济州岛警备司令部司令官,可没过几天,自己的下属部队——14团就发动了叛乱。

  他因为14团叛乱而被解职。虽然消息来源不太确定,但据说他是波兰军人出身,他的妻子也是波兰人。

  蔡总长立刻回去了首尔。因为他判断情况非常严重,他想回首尔制定综合的对策。21日,丁一权部长也回首尔去了。

   当时最令人关注的是38线的动向。因为我们需要强化那里的警戒,对朝鲜军队的行动做出应对。留在现场的我不得不以情报局长身份综合观察着一线的情况,并做出相应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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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在韩国媒体上最先露面的1948年朴正熙前总统的照片。为了镇压发生在丽水和顺天的叛乱事件,朴正熙少校(当时军衔,最左侧)来到了光州。图为他正与当时的作战司令官宋虎声准将(1889~1959,左起第二个)一边查看地图一边讨论作战构想。右侧是为支援作战而来到光州的美军24军团将官们。当时指挥作战的宋准将在韩国战争爆发后从首尔被绑架至了朝鲜,开始了担任人民军师团长的崎岖命运。这是美国战地摄影师卡尔·迈当斯(Carl Mydans,1907~2004)拍摄的并刊登在《Life》杂志上的照片。

  陆军总司令官宋虎声准将被任命为了围剿司令官,并于21日飞到了光州。他把元容德大校带领的2旅团属下的驻扎在群山的12团和驻扎在大田的2团,以及作为金相谦大校接任者而上任的金白一大校的光州5旅团属下的4团(驻光州)和3团(驻全州)的兵力紧急派往了顺天地区。

  我加入了随宋虎声司令官一起南下到了光州的镇压团,主要负责作战构想,同时也包括转移兵力等事务。同宋司令官一起南下的人并不少。直到韩国战争之后都总和我在一起的金点坤少校当时是战斗情报课长,他受我之托,装着一抱的作战地图来了。来光州的一行人中,有一个比较陌生的面孔,他就是朴正熙少校,也就是那位10多年后通过发生5·16政变而执政18年,并实现了韩国产业化的后来的总统。

  其中还有沈兴善少校、韩信少校和李寿荣少尉等人,而朴正熙少校与我不经常见面。虽然感觉像是第一次见面或是在哪儿见过一两次,但我们之间并没有真正地打过招呼。他脸颊发黑,个子矮矮的,话不多,甚至算得上寡言少语。

  朴正熙少校加入围剿司令部是因为宋虎声司令官。20日下午,李范奭部长把宋将军叫去了,并下达了围剿指示,宋司令官随即下令把朴少校和韩信(音)少校带来。因为他们并没有在总司令部工作,所以需要另外下达人事命令。可能是因为听说了朴少校在春川8团担任团作战辅佐官期间非常擅长制定作战计划的评价后才决定选拔他的。

  更何况,宋虎声司令官以光复军的身份进入了陆军士官学校的前身——警备士官学校2期,所以与一起入校的朴正熙及韩信交情不浅。凭借这样的关系,朴正熙少校来到了光州围剿司令部,开始与我一起共事。

  因为当时非常繁忙,所以我记不清我和朴正熙少校都说了些什么话。我密切关注着每时每刻传来的叛乱军情报,在整体计划有了一定的眉目后,我忙着与美军顾问官们一起面对面地坐着商讨作战计划。

  朴正熙少校主要与宋虎声司令官讨论作战,但是在整体脉络出来后,在如何继续推进作战这点上,当时起重要作用的是美军临时军事顾问团(PMAG)。而代表美军军事顾问团来到光州的人正是豪斯曼大尉。

  我这个情报局长和豪斯曼大尉,以及在情报局辅佐我的德里大尉等人主要负责讨论作战。而宋虎声司令官并没有太多地参与到作战细节,让人感觉他在如何阻止时刻从现场逼来的叛军队伍并展开反击上没有明确的构想。因此,我们也并不期待着朴正熙少校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再加上朴少校当时英语并不怎么好,所以他并不太参与与美军一起讨论的作战计划中。他总会坐在某个角落,一言不发。因为他太过于沉默,所以有时会带着看似对什么感到不满的表情,只是安静地坐在桌子一角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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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从天空扔下的白衬衫

————难道在看叛乱军的脸色?作战迟缓,情况告急

   叛乱势力占领丽水后,接着又占领了顺天。根据蔡秉德参谋总长的命令,宋虎声司令官下令把大田的2团、群山的12团、马山的15团等兵力全部转移到顺天方向。说倒说是团级别的兵力,但事实上每个团下面只有1~2个大队的兵力。2团、12团和15团分别由副团长宋锡夏少校、副团长白仁烨少校和团长崔南根(音)中校率领。光州4团的一个大队首先出动了,这些支援军也紧随其手陆续到达,于是战线开始露出了具体的轮廓。顺天北侧的鹤九站成为了集结地,但正要开始展开进攻时,却出现了离奇的问题。

  蔡秉德总长把夺回顺天的作战指挥权交给了金相谦大校的继任者、光州5旅团长金白一大校,但从大田南下的2旅团长元容德大校对此却表示了反对。事实上,元旅团长抗议说,调用了自己手下的2团的一个大队和12团的两个大队的兵力,但指挥权却交给了其它不相干的人,这像话吗?他给我打电话,向我倾诉了他内心的郁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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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为镇压丽水和顺天的叛乱事件而南下到光州的指挥部元容德大校(左起第三个)正在向记者们说明作战情况。元大校把自己手下的三个大队派到丽水和顺天去镇压叛乱。【中央图片】

  元大校说得没错,但蔡总长仍然把任务交给了战斗经验丰富的金白一旅长,而不是军医官出身的元大校。我出面仲裁,我给元大校打电话说服他,“先根据命令行动,收拾事态才是当务之急,等到收复作战结束后再向上级请示,安排由您全权掌握指挥权”。

  我还给金白一大校打了电话,嘱咐他说“当务之急是相互配合收拾残局”。给他们打电话时,我是用汉语说的。正好元大校、金大校和我全都是满州军官学校出身,所以都懂汉语。因为电话线有可能被进入到顺天的叛乱军监听,所以我们通话时用了汉语。

  在一旁看着的吉姆·豪斯曼(音)大校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听了白善烨将军和金白一大校的通话,真是让人感到莫名其妙。到底想说什么嘛?说的全是汉语”。他还叙述道“在后来韩国战争中直接审问中共军俘虏并迅速掌握敌军情报上,白局长的汉语也发挥了作用。总之,他们之间的汉语通话是非常好的安保通话”。

  虽然镇压军结束了兵力部署,但却没有一点儿进展,不免让人感到奇怪。镇压军的行动太过迟缓。光州司令部持续关注着作战情况,但却没有收到关于进攻情况的任何报告,让人郁闷不已。

  怪异的想法不断地在我脑海中萦绕着。我觉得各级部队的指挥官们好像是在看谁的眼色行事。难道是看着叛乱军的气势而判断形势吗?这种不祥的预感也出现了在我心头。眼睁睁地看着镇压军进入顺天,如果叛乱军首先逃走,那就别再奢望能取得什么成果了。我们必须在现场与他们交手,用胜利将他们消灭,但一线却没有这样的动向。

  我坐着吉普车去了光州机场,大概有10分钟左右的车程。光州机场里有一架L4轻飞机,是由张盛焕中尉驾驶的。我说“马上去顺天”,但张中尉露出了为难的表情,他说“油不够,可能不够来回飞一趟”。但我仍然下令说务必去一趟。

  我们很快到达了顺天北侧的上空。我看到了顺天据点所在的大楼,然后是它旁边有小学,接着分布在鹤九站广阔平原上的镇压军出现在了视线里。但是,镇压军并没有想出动的迹象。我开始着急了,因为那个时候我没办法通过无线与地上取得联系。我只能往地上扔东西,亲自向他们发出信号。

  我解开领带,掏出钢笔,在卡其色的军用领带上写着“叛乱军可能会逃走,所以赶快进攻”,然后把它扔出了飞机机舱外。领带随风飞到了很远的地方,最后落在了铺满了金黄稻穗的秋天田野的水田上。

  但是,地面上的镇压军好像并没有看清领带,也没有人注意到。看到此景后,我内心焦急万分。L4飞机再次开始在低空盘旋,进入了镇压军的上空。这时,我想这样下去肯定不行,所以我又脱下了白衬衫。我掏出一张便笺纸,用潦草的字体快速地写下了同样的内容。我打开带有纽扣的白衬衫口袋,把便笺纸装了进去,然后扣上纽扣。我又迅速地将其扔出了飞机机舱外。

  白衬衫随风飞到了很远的地方后落下了。我怀着焦急的心,继续观察着地面的情况。我突然看到好像谁在捡地上的衬衫,但可能是看错了。不过,不久后镇压军开始行动了,可能是谁捡到了那件衬衫。很巧的是,那件衬衫最后落到了在地面上带领12团两个大队参与作战的弟弟白仁烨少校手中。

  随着镇压军朝着顺天方向发射迫击炮和开动机关枪,他们开始向叛乱军挺进。顺天市内突然陷入了分散的局势,部分叛乱军开始动摇了。我觉得“如果继续像这样挺进,占领顺天将不在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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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溃逃的叛乱军

————从电线杆后面飞来了枪弹,原来是个年纪轻轻的女学生

   进入全南顺天后,作战就比较顺利了。叛乱军从开始溃逃到光阳方向后,就没再展开过像样的反攻。1948年10月22日天明后,镇压军就用装甲车打头阵向市内逼进,他们很轻易就收复了顺天。虽然没见到叛乱军的主力部队,但用警察的武器或竹矛等武装起来的左翼学生和左翼团体成员们却在抵抗,不过他们并没有形成多大的威胁。在叛乱现场,一切都令人毛骨悚然。因为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再加上平时的怨恨或过节,甚至是利害关系,所以人们很容易就形成极端的对立。居民们也不知道在极度的混乱中应该将矛头对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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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10月27日,进入全南丽水的国军拘留了加入叛乱的14团将兵与左翼团体的会员。图为被怀疑参加了叛乱的人们被镇压军的卡车装走之前的情景。这张照片是由当时美军的战地摄影师卡尔·迈当斯(Carl Mydans)拍摄并刊登在了《Life》杂志上。

  左翼势力掀起叛乱后,这里成为了他们的天下。相反,如果他们撤退,那被左翼势力杀害的人的家人及朋友们不可能会就此罢休。左翼势力与右翼势力接连引发残忍的报复行为。正是因为这样的混乱,经常发生着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据一位镇压军将官透露,军队经顺天进入光阳时,那里仍然悬挂着朝鲜国旗。带领小队员占领军厅和警察署大楼后进村时,居民们在高呼“人民共和国万岁”。看到镇压军小队员中一部分是朝鲜出身仍然说着自己老家的土话,居民们以此判断出他们是朝鲜人民军。居民们事先把太极旗和朝鲜国旗都准备好,等到确认好新进来的人是谁后,再见机行事。

  在进入丽水之前,惨烈的状况也随处可见。在被称为“素花桥(音)”的当时的筏桥芙蓉桥周边,随着叛乱军的逼进,100多名右翼人士被集体杀害了。之后叛乱军被击退,镇压军跟进,曾活跃一时的叛乱同伙和劳役者被军警和右翼团体的成员们集体杀害了。

  最后剩下的地方是丽水。镇压军开始慢慢地包围丽水。叛乱军一点儿一点儿撤出,朝智异山方向转移了,但是留下来的左翼团体成员们的抵抗也不容小视。镇压军在27日前后夺回了丽水,虽然派出了压倒性的兵力,但夺回丽水并非易事。要想进入丽水,必须经过将军峰这个地方。叛乱军在这里展开了拼死的反击。宋虎声作战司令官坐着装甲车,想突破将军峰向前进攻,但遭到了机关枪的射击,一只耳朵失聪了。

  但是,叛乱军在将军峰反击后撤退了。因为叛乱军认为,丽水三面临海,如果不能顺利逃跑,就可能被全面包围。剩下的左翼势力们把建筑大楼等当作阵地,展开着最后的抵抗。

  镇压军用迫击炮射击叛乱军藏身的大楼,不断地将叛乱军逼退。后来带领一个大队的兵力从大田南下到当地的2团长咸炳善在当时遭到了射击。咸中校险些被从电线杆后面飞来的子弹击中。射枪的人是一个小小的女学生。咸中校大声叱喝道“你想杀我?”,但那个女学生一点儿都没被吓到。她反而大声地说“人民军明天就会来解放我们”。

  咸中校说,他带着那个女初中生去丽水女子中学时,那里聚集着200多名这样的学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与射枪的女学生志同道合。咸中校用了好长的时间教育这些年幼的学生们,然后把他们送回了家。

  煽动总会巧妙地利用无知的空隙进行渗透。丽水居民们从叛乱发生的10月20日早上开始就没能听到广播,因为左翼势力们通过壁报,禁止他们收听所有广播。就连社会低层都有所渗透的左翼团体们期间向居民们传播“人民军马上就要越过38线了”的信息,不断地煽动他们。与此同时,左翼势力们把“济州岛4·3暴乱”宣传为义举,把镇压的军警说成是“同族的杀害者”。他们还把自己称为因无法忍受同族相残而发动起义的军队。

  为了击退叛乱军及其残余势力,镇压军发动了猛烈的炮击,丽水就这样陷入了战火中。当我坐着金贞烈大尉(后来成为了空军参谋总长)驾驶的L5轻飞机,到达14团一开始发动叛乱的机场时,我看到丽水到处都留下了叛乱与镇压过后的惨状。

  金白一旅团长来到机场接我。在进入市内后,我记得是到了警察署附近时,尸体腐烂后散发出的气味到了无法让人走过的程度。

  丽水站也是如此。就连店铺云集、号称是最繁华的市中心也一样。整个丽水成为了尸体的海洋,最严重的地方仍是警察署附近。因为左翼和右翼在这里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遭到了集中打击。

   这种冲突怎么会现出在我们身边?我们应该如何阻止呢?丽水和顺天的惨相明确地预示着两年后发生的同族相残的战争的悲惨程度。但是,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14团叛乱事件暴露出的韩国内部的严重混乱局面而置之不理。我感觉潜藏在内部的敌人数量庞大,这对于这个刚刚成立的韩国来说是很难承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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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曾是左翼温床的国军

————为何被叛乱军屠杀的20名将官中有15人是南劳党员?

全南丽水和顺天,以及此前在济州岛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所具有的意义很难让人忽视。军队将枪口对准自己所在的组织,并将部队长杀害的内部叛乱是对刚刚成立、还处于起步阶段的韩国的军队能否很好地发挥其职能提出的一个大大的问号。
  但是,我的想法并没有停留在此。某种远远超出想象的严重问题遗留在了当时韩国的军队内部。简单地说,当时的军队并不是一支能运行自如的组织。很显然,包括上层指挥部在内的各级部队没在“守护韩国这一明确的目标下有条不紊地运转。

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断然地认为军队已经成为了一支左翼势力四处泛滥、甚至连纪律都不能正常遵守的军队。这种问题的确存在,如果不能及时解决,那问题很可能逐渐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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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派兵镇压1948年10月19日驻扎在全南丽水的国军14团叛乱的警察。叛乱军集中杀害了右翼人士,特别是警察及其家属们。由此,左右翼势力之间开始了一场以血还血的报复与杀戮惨剧。【中央图片】

   我在丽水与顺天通过多种渠道掌握到了作战情况,同时我对这个问题也深有感触。敌军就在眼前,但一线指挥官们并没有及时采取行动。在展开顺天镇压行动之前坐着L4轻飞机俯视到的镇压军阵营里,散发出了一种奇怪的孤寂感。通过从地面上传来消息,我也隐隐约约地感觉我们的军队要想展开像样的战斗,还缺少点儿关键性的东西。

  身为军人,应该毅然地冲到敌军面前。但是,在叛乱军就近在眼前的情况下,即便他们逼近,军队却没有表现出一点儿积极应对的态势。

   对此我感到很好奇。根据我从各种渠道了解到的情况,在我们军队里,上级看部下脸色、部下揣测上级立场的氛围已经非常深厚了。这全都是意识形态问题在作祟。从大的方面来说,这是左翼与右翼的理念和思想的对立;从小的方面来说,这是观察彼此是属于哪个派别的机会主义根性已经在军队内部扎根了或是正处于扎根的过程。

   但从最终结果来看,解放后的政局大致分成了左和右两大派别。标榜社会主义的政权逐渐在北侧扎根,而与此相反的韩国在南侧成立,其原因就在于此。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即使想四处走走看看,但理念倾向已经导致的政治分裂在韩国的军队里也开始有所体现。

仔细想来,丽水和顺天发生的14团叛乱事件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这是连在韩国内部已经大量扩展开来的南劳党指导部也帮不上的、冲动性的突发事件。

据后来的调查,一开始发动叛乱的14团的20名将官大部分在叛乱当天就被当场杀害了,其中15名是南劳党党员。他们并没有透露身份,互相间也都不认识就进入了部队,后被发动叛乱的池昌洙上士等左翼叛乱势力所杀害。

16名左翼将官都是南劳党党员,他们潜伏在国防警备队并在14团工作,但只有其中的金智会中尉没被杀害存活了下来,其它人全都被同为左翼势力和南劳党党员的叛军主导势力所杀害了。据了解,14团的叛乱事件与南劳党全罗南道指导部没有关连。如此说来,这算是池昌洙等14团的部分下士官们发动的冲动叛乱使得丽水和顺天掀起了一场血雨腥风。其实这是一件极其荒谬的事情。

  冲动且感性的叛乱造成了不仅在丽水,在顺天也上演了惨不忍睹的杀戮惨剧。随着右翼势力及其家属,甚至是一般的受害者都遭到了他们过激且恣意的屠杀,他们也开始被卷入了这场血的报复中。

  尽管这场叛乱并不是在经过事前缜密的计划后实施的,但国军的镇压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效果。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镇压军们没能及时冲到敌军面前对他们发动进攻。虽然表面上看倒是军队,但却让人觉管好像得了什么的重病。

  大概在那个时候,以南部军总司令官而扬名的游击队领导者李铉相出现在了丽水和顺天。他为了了解全罗南道一带的南劳党游击队的现况而去了智异山山下。根据后来了解到的情况,1945年12月和我一起来到韩国后进入了国防警备队并当上了15团长的崔楠根中校为了镇压叛乱军,在从马山转移到顺天的路上,假装被叛乱军逮捕,然后与当时藏在智异山的李铉相等南劳党领导部接触。他已经开始涉足南劳党了,之后潜伏在了军中,甚至还当上了国军团长,在背地里展开着活动。

  后来这些事实被暴露了,他在刑场上变成了一滴露珠消失了。但当时国军遭到了左翼势力如此缜密的渗透,已经沦落到了无法正常维持其职能的状态。在丽水和顺天发生的叛乱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

  在大邱,在海上,在战线的每一个角落,韩国军队的问题都暴露无遗。这种混乱一相互叠加着,一拨一拨地显现出来。非常严重的现象正在以一个个具体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济州岛暴乱事件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开始,而丽水和顺天叛乱将这种现象进一步具体化,但也只是其中的一环而已。

为了国家安保,军人们应该牢牢地团结在一起,但他们却像一盘散沙一样。那时的情况就是如此地严重。

将官:应为军官
前面的文编辑不好了;点击能看清;可能是复制标题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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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着手整治左翼势力

————一觉起来后爆发的叛乱?暴动,总参谋长悄悄地把我叫去了

   在以丽水和顺天为背景展开的14团叛乱事件前后,全国每个地方都弥漫着就像是军队内部的左翼势力在竞争一样的氛围。随着军队内部叛乱在全国上下持续发生,混乱越发厉害。在大邱也发生了军队叛乱。首个事件发生在丽水·顺天14团叛乱前的1948年6月2日,接着,12月6日发生了第二次叛乱,翌年1月30日甚至还发生了第三次叛乱。大邱也是一个从解放前就已经实现了工业化、从而左翼势力尤为发达的地方。这种局势在1946年10月1日发生的所谓的“大邱暴动”事件之后进一步恶化了。

    驻扎在大邱的6团内部也被左翼势力们大举渗透。那里的左翼势力是因“大邱暴动”之后掀起的拘留热潮而逃到大邱来的。丽水和顺天爆发了14团叛乱后,他们立即趁机策划了有组织的叛乱。幸运的是,这帮势力并没有大举扩散开来,他们被立即出动的军队和警察所镇压了。在军史中,也没有对大邱6团叛乱进行过多的描述。但是,济州暴动后发生的丽水·顺天14团叛乱事件和大邱6团叛乱显然是同出一辙的军队内部左翼派系的横行。

  海上也发生了事件,那就是1948年5月通川艇和高原艇的越北事件。5月7日,通川艇离开注文津港,在结束了38线警戒任务后回到墨湖的途中,遭到了左翼势力在船上发动的暴乱。把艇长金远培(音)少尉等人杀害了的叛乱士兵们立即开船北上去了元山。曾转移配置在从木浦到墨湖的高原艇也以同样的方式越北了。

   当年6月发生了大田艇企图越北的事件,而次年5月也发生了特务艇第508艇越北的事件。这些事件发生的方式都大同小异,都是隐藏在海军内部的左翼士兵们在杀害了上级后越北。

   甚至还发生了美国军事顾问团长威廉·罗伯特(音)准将的专用快艇被强制拉到北侧的事件。这事发生在1949年8月,同样也是因左翼势力而使快艇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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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7月24日,在中央厅前的广场举行了韩国首届总统的就任仪式。尽管政府正式上台了,但在全国接连发生着到处渗透并暗中活动的左翼势力为主谋的骚乱,而其中以军队尤为典型。登台的首届总统李承晚博士表情僵硬,就像刚刚成立的韩国所面临的危险处境一样。【中央图片】

   最终,因为李承晚总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所以海军特别侦察队的20多名队员了解到罗伯特将军的快艇被拉到了朝鲜梦金浦,于是发动偷袭作战,将其抢了回来。虽然重新找回的这艘快艇后来在政治上引起了敏感的争论,但谁都不能否认,这一事件的本质是我军对左翼势力发动的蠢蠢欲动的对应行动。

   军队内部连接发生着类似事件。因此,军队成为了左翼势力大势泛滥的地方。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获得解放后,韩国好不容易才迎来了新的生命,而它又重新面临着新的坎坷;被左翼势力大量渗透的军队内部,一场远胜于此的强大风浪即将来临。

  总之,通过以丽水和顺天为背景展开的14团叛乱事件,我们开始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军队是否在认真地审视自己,是否作为守护韩国的坚强堡垒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最后,丽水也在镇压军的帮助下重新找回了平静,而就在此时我回到了首尔。当时是1948年10月底。当我从光州坐着C-47运输机到达金浦时,已经是秋天的傍晚时分了。秋天的凉意已经开始笼罩着整个大地了。

   刚从丽水和顺天的叛乱现场回来的我仍然密切关注着隐藏在军队内部的左翼势力的动向。我忙着以在现场搜集到的情况为基础,再把从各地区的团获取的各种情报综合起来,了解深藏在军队内部的左翼势力到底扎根到了何种程度。

   回到首尔后发现,济州4·3暴动后爆发的丽水·顺天14团叛乱事件正在引起大家的共鸣,其程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特别是以军队领导层为首的行政当局似乎开始意识到了,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新生的韩国将无法很好地存活下去。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时左翼势力策动的叛乱对韩国来说也算是一种“幸运”。因为虽然这一悲惨事件让无数的生灵失去了生命,但从结果来看,我们可以认为这成为了新生的韩国摆脱左翼势力横行的巨大转机。

  从后来记载的资料中可以看出,当时已经在韩国内部四处扎根的南劳党在济州暴动和14团叛乱事件后也无法掩饰其内心的恐慌。原因是作为偶发的一时叛乱事件没能达到预期成果,相反其产生的副作用却是无法估量的。

  原因在于通过对以警察为首的右翼人士及其家人亲属们的恣意杀戮,左翼势力将它的残忍告诉了韩国,同时也向所有国民敲响了左翼势力已经渗透到了军队内部的警钟,从而要求韩国政府做出彻底的应对。

   我是军队的情报局长,是铲除隐藏在军队内部的左翼势力的负责人,因此,这一不同寻常的任务就落在我的身上。这种机会马上就来了。正当我的脑海里开始勾画出军队内部南劳党组织的样子时,陆军总参谋长李应俊把我和宪兵司令官申尚澈叫到了他位于安岩洞的私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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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肃军的第一步

————“没有考证就选拔军人……”李承晚大发雷霆,把包裹扔向美军顾问。原来是军队内部的南劳党名单

   秋天属于收敛的季节。这是生命承载着大地的气息开始萌芽,在炙热的太阳下结出果实,然后经过熟成最终在凉气中消失之前的阶段。秋天把所有事情都揽入怀中,充实自己的内心,而我军在秋天的这种气息里进行的活动就是肃军。

   凉气将树木和草等所有植物的气息吸收殆尽,这就是肃杀。为了挫败隐藏在军队内部的左翼势力的气势,重新成为新的组织,必须得经历的事情就是展开像肃杀一样的肃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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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国军建立初期的兵营。士兵们正在营帐前架枪列队接受检阅。当时,国军因为左翼势力的渗透而混乱不已。【美国陆军部资料】

  在这种氛围下,1948年秋很快就来临了。我和宪兵司令官申尚澈一起去李应俊总参谋长家时已经是深夜了。我和申尚澈司令官在深夜接到了李总参谋长突然打来的“来我家”的电话,于是我俩穿过漆黑的大街,来到了李总参谋长位于首尔安岩洞的家中。我们甚至都无法猜到李总参谋长为何把我俩叫去。

  进入他的房间时,我们看到了总参谋长阴沉的脸。他一句没说,而是首先指着放在桌上的一个包裹。包裹里好像装满了许多文件,李总参谋长沉默了一会儿后说道“这是总统送来的文件”。

  他开始向我们说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大概的经过是这样的。先是李总统收到了当时的警察厅治安局长金泰善(音)的一个大包裹,里面装有向总统报告的军队内部的南劳党组织成员的名单。

   李总统接到包裹并仔细查看后大发雷霆,他立即把美军军事顾问团长罗伯特(音)叫到景武台。据说,李总统对罗伯特团长说“这都是你们惹的事”,“组建国防警备队(国防部的前身)时,美军政没有进行任何考查就招募军队要员,让左翼势力开始进入军队内部,所以你们得自行处理这事”,说着就把包裹扔了过去。

  罗伯特团长接过包裹后,在深夜里找到了李应俊总参谋长商议对策,最后李总参谋长在三更半夜里把我们叫去了。李总参谋长指示“无论如何,你们两人得秘密展开肃军工作”。

  济州4·3暴乱后,接着在全南丽水和顺天暴发了14团叛乱等事件,刚成立的韩国政府随即在当年12月1日制定并颁布了《国军安保法》。制定了法律依据后,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对有碍于韩国成立的左翼势力进行肃清工作了。

  我作为国防部情报局长,首先开始了这项工作。和我一起去李应俊总参谋长家的申尚澈宪兵司令官负责逮捕嫌疑犯并将其带来的工作。我把包裹全都带回来了,打开看时真让我大吃一惊。我没能把整个名单仔细地看完,只是大概地看了一下,可名单上出现的名字对我来说都并不陌生。

  我应该从哪儿如何开始这项工作呢?需要分辨出太多的人,但他们却只是被怀疑的对象而已。我们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和考证工作,可仅凭情报局的人员很难展开这项工作。

  当时在情报局内部,负责找出军队左翼势力的最佳人选是老手搜查官金安一反间谍课长。驻扎在首尔泰陵的1团情报主任金昌龙大尉也加入了其中。但因为调查对象实在是太多,所以我们需要补充人力。

  当时,能负责调查的人除了警察就没再有其它人选了。一直都在警察情报系统工作的李熙永、金振九、李珏凤、朴平来、金安熙(音)、郑麟泽、许俊(音)、张福成、卢叶、李珍瑢、李汉宾(音)、斌哲贤(音)等人被带来了。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从警察变成了军人。因为为了展开大规模的肃清工作,他们需要正式地进入了军门,倾注自己全部的热情和诚意。

  警察治安局长金泰善给的“包裹”并不是简单草率制作的,而是警察在长期负责治安工作时暗中追踪而努力的结果。一开始,与左翼势力有关的人被一个两个地叫来,但随着调查的深入,其规模也越来越大。

  没有能收容他们的合适场所,所以就把永登浦的仓库中队所使用的红色砖瓦房当作临时的收容所。随着规模的扩大,被叫来的人也渐渐变多,我的位于明洞证券交易旧址内的情报局办公室变成了韩国关注的焦点。

  我的办公室位于证券交易所大楼三楼,二楼是宪兵队的办公室。三楼下达指示后,二楼的宪兵队根据指示逮捕被怀疑是左翼势力的人。证券交易所地下有额外的禁闭室,与收容在永登浦仓库中队内的人相比涉嫌程度更大的人们得呆在那里等待调查。调查进行得非常快,1948年12月开始的肃军工作进入了第二个月的时候,反间谍课长金安一少校来我办公室找我,当时我正准备下班。他说“我有话想给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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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陆军士官学校的同期生朴正熙.金安一

————朴正熙被关了明洞地下,十天后被处死刑

首尔明洞的街道不论是现在还是当时都十分繁忙。当时,肃军工作需要大量的军人站上法律的审判台上。我也像我的办公室所在的那条明洞大街一样,当时根本没有享受闲暇的功夫,非常忙碌。当时的肃军工作决定着人们的命运,再加上我全权指挥着此事,所以情况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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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朴正熙前总统1949年接受调查的明洞证券交易所旧址60年代末的样子。虽然朴前总统因此被判处了死刑,但他却在这个大楼里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上台后推出的“培养资本市场之年”、“边战斗边建设之年”的标语意味深远。【中央图片】

  我每天都讨论上交上来的报告书,审查调查内容,与负责人们反复地开会。虽然把情报报告书里被归为左翼势力的人叫来接受调查的工作主要由情报局反间谍课负责,但选择调查对象、讨论调查结果并将其送上法律的审判台的最后过程还是得由我来负责。

  永登浦仓库中队里关满了被怀疑是左翼势力的人。我所在的明洞证券交易所旧址的地下保护室里也满是主要嫌疑犯,他们正在等着接受调查。

  当时的反间谍课长金安一在这场肃军工作中处于最核心的位置,在他手下辅佐他的人是金昌龙大尉。尽管金大尉后来背上了恶名被暗杀,但他的业务能力的确非常出色。因为当时不得不在短时间内把大量的人叫来接受调查,所以偶尔也有指责说搜查工作量太过于庞大。但不管怎么说,肃军工作在这两人为核心的调查组的努力下,获得了相当大的灵活性。

  在这一工作进展得非常快的1949年初,那是非常冷的某天,金课长悄悄地来到了我的办公室。当时正是下班时间,我结束了当天一天的工作。负责调查工作的实务负责人在这个时间来到我的办公室,这不免让人觉得奇怪。该不会发生了什么紧急的事情吧,我的脑海里掠过了这样的想法。

  我一脸“到底发生了什么啊”的表情,坐着看着金课长。他站在我的办公桌前,犹豫不决。我说“你说说看”,然后让他坐下。我和他一起坐在了摆放在办公室中间的沙发上。

  “局长,警备士官学校(陆军士官学校的前身)2期同期生中有一个叫朴正熙的少校,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他言辞谨慎地开口说道。他向我说起了为镇压1948年10月发生在丽水和顺天的14团叛乱事件而南下到光州时与朴少校见面的事情。

  朴少校被怀疑是南劳党军事方面的重要负责人,所以被关押在了我所在的明洞证券交易所大楼的地下牢房里。他的这一嫌疑已被证实,所以在军事裁判中被判处了死刑。朴少校即将被拉到位于水色的刑场上,执行也被定在了大约十天后进行。

  我明白经历过这些过程的朴少校的处境。但是,因为调查工作并不是由我亲自负责的,所以我不太清楚具体的内幕。我只是大概地记得,为镇压发生在丽水和顺天的14团叛乱事件而南下到光州时,朴少校总是面无表情,静静地坐在作战会议室的某个角落里。

  当时,我基本上没和朴少校说过话,因被怀疑是左翼势力而被叫来时也没有进行面对面的调查,所以当我听到这个名字时并没有什么感触,只是脑袋里掠过了“啊,朴正熙少校这个人成了这样”的想法。

  金安一课长继续说道“局长,朴少校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人才。他被怀疑是南劳党的军事负责人而被判刑,真的是太可惜了”。我也偶尔听到有人说朴少校的事,在我印象中他在制定作战计划方面具备出众的能力,周围人都称赞他。

  我在一旁静静地听着金课长说话。他说“虽然朴少校很难否认对他的怀疑,但他对找出军队内部的左翼势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本人也对加入南劳党深感后悔。我们不可以饶恕一次他吗?……”

  想要挽救因南劳党军事负责人的怀疑属实而被判刑的朴少校,虽然刚刚成立的韩国并没有具备全套的司法体系,但把受到如此重大判决的朴少校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暂时陷入了沉思。听到金少校的话后,我很难立即下判断。不过,金课长的表情仍然非常恳切。我后来才听说,拯救朴少校的工作通过多种渠道得以进行。可见,他在人品和能力上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韩国战争爆发后,总是和我一起在激烈的战场一线生死与共的人正是金点坤预备役少将。当时,他曾在春川8团带领中队活动,作为小队长带着朴少将。据说,他还对朴少校的为人和能力有了深入的了解,所以多次找到李应俊陆军总参谋长,请求营救朴少校。

  但是,决定性的钥匙握在我的手中。我是肃军工作的总负责人,不经我的手不可能救出朴少将。金安一课长因此才在下班时间来到了我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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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与朴正熙的约定

          ————戴着手铐的朴正熙眼眶变红了,“请救救我”

   天色已经渐渐地暗下来了,但路灯还没有开。办公室里仍然留有些许冬日夕阳的余辉,但渐渐地被慢慢到来的黑暗所代替,所以整个办公室多少蒙上了一些沉重的感觉。

  反间谍课长金安一继续说道,“朴正熙少校恳切地希望能最后见局长您一面。他非常希望见到您”。的确如此,虽然朴正熙少校是南劳党军事负责人的事实被揭发,与此相关的所有证据也都浮出水面,所以被判处了死刑,但他似乎还有话要说。这就是他为揭发深入渗透到韩国军队内部的南劳党组织而立下功劳的原因。

  “那就按你说的办,见一下朴少校”,我如此回答道。金安一少校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出了办公室。好像只等了一会儿后他们就来了。我记不清是朴少校之前就已经在门外等着了,还是金安一少校去到地下一层把朴少校从牢房里带了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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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2月,被怀疑是南劳党军事负责人而被判处死刑的朴正熙前总统因为当时的情报局长白善烨大校的决定而奇迹般地保住了性命。从那之后6年过去了,1955年,原州1军司令总司令官白善烨大将(左侧)在接到上任的朴正熙准将(左起第三个)等手下的师团长的任职报到后正在鼓励他们。朴前总统脱下军服,直到韩国战争爆发后才重新恢复了原职。【白善烨将军提供】

  过了一会儿后,办公室的门被打开了。当时,我坐在办公室中央的沙发中间。跟着金安一少校进来的人就是朴正熙少校。他个子矮小但身体比较结实,但同时又沉默寡言,这与他在当年为镇压丽水·顺天14团叛乱事件而南下到光州时见到的样子没什么不一样,不过他的脸色变得苍白了许多。他从光州回到首尔后不久就被拘留了。我记得在李承晚总统从警察治安局长那拿到后并最后给我的军队内部南劳党组织名单中,并没有他的名字。我只记得我从李总统那里拿到名单后开始搜查时,经其它过程被抓获了。

  金安一课长没说话,用手给我指了指朴少校。金课长坐在我左手侧的椅子上,而朴少校站在我的正对面。我和他之间放着两个长长的桌子,大概相距5米。

  天色已经变暗了。朴少校和我之间相隔着这段距离,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看不太清楚脸部表情。他穿着军服,并没有佩戴军衔章,手上戴着手铐。他从办公室的门进来后,站在沙发的一头。接着,朴少校微微低着头,用眼神向我打了招呼,然后他就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

  我看着他,对他说“你先坐在那个椅子上”。他迟疑了一会儿后坐在椅子上,与我面对面地坐着。朴少校坐得直直的,身体并没有依靠在椅子的靠背上,盘腿坐在椅子的一端。在他坐下来看着我之前我都一直等着,没说一句话。接着,轮着他开口了。朴少校通过金安一课长给我传话说“最后想见见我”,所以我等着他先开口说话。

  但他还是没有说话,我继续等着,因为这并不是我得首先开口说话的场合。被逼上了死路、再过十多天就得被拉到水色刑场的朴少校应该首先开口说话,但不知道为什么,他还是没有开口说话。

  我觉得有点奇怪,但我继续等着,直到他开口。大概过了10多秒,虽然时间挺短的,但是我与这个生死命运都没有保证的朴少校不说话只是相互盯着看,所以感觉这10多秒其实还是挺长的。

  接着,朴少校的脸开始抽动了。虽然办公室变得越来越暗,但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了。朴少校皱了皱眉,然后终于开口说话了。他说得很简单,没有任何修饰语,只说了句“请救救我”。

  可他的声音有些发抖。当这句话从朴少校的嘴里说出来的瞬间,眼泪似乎也开始在他的眼眶里打转了。我还看见他的眼圈儿都发红了。他虽然把自己非常想说的话说了出来,但却因为激动的情绪而没法儿说下去。

  他毅然的表情中带着凄然。他的确已是一个站在生死十字路口上的人,但他却最大限度地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快速地说了一句他不得不说的话。从这点来看,他还是比较坚强的,一点儿没给人卑鄙的感觉。但是,对于一个得把自己命运交给他人之手的人来说,他感慨万千,最后没能控制住这种强烈的情绪。

  我一直看着他的表情,暂时陷入了思考中。想救他,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情况非常严峻,左翼势力专横跋扈,最终在济州暴乱后在丽水和顺天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铲除军队内部的左翼势力是一项非常重大的工作,决定着刚刚成立的韩国的命运。

  要想营救这个被判处死刑的人,对于我这个指挥着这项肃军工作的人来说绝不是能随便出面解决的事。从景武台的李承晚总统,到内阁和美军军事顾问团,再到一般的市民,全都注视着这项工作。但从我口中却不知不觉地说出了这样的话,“好的,我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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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善烨先前的回忆录里,他和朴正熙的这段故事一点都没有提起过

原来白善烨能够在朴正熙政变后保住性命,还有这样一段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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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营救朴正熙

———— “中止执行朴正熙的刑期”,上级最终下达了命令

朴正熙少校从座位上站起来,他好像整理好了自己的情绪。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又给人沉默寡言的印象。总之我答应了他。“我试一试”的话已经从我的嘴里说了出来,他满怀期待地从座位上站起来了。

  我用“现在可以离开了”的表情看着他。金安一反间谍课长先站起来,带着朴少校离开了办公室。虽然绝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但是我开始了营救他的工作。

  虽然的确有证据证明他是唆使左翼势力发动暴乱的南劳党的军事负责人,但其实有一个可以让朴正熙少校免于死刑的理由,那就是他并没有采取实际的行动。金安一反间谍课长和1团情报主任金昌龙在负责调查的过程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20110831085404.jpg

  在当时的情报局长白善烨的帮助下,因被怀疑是1949年南劳党军事负责人而被判处死刑的朴正熙前总统奇迹般地保住了性命。他在1953年从大校升到准将时,也是得到了当时的陆军参谋总长白善烨大将的帮助。照片是翌年在俄克拉何马州(Oklahoma)的锡尔堡(Fort Sill)美军炮兵学校接受教育的朴正熙准将(左侧)。【中央图片】

  我也知道这一点,请求营救朴正熙少校的金安一课长也向我说明了这点。我觉得那样的话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去营救朴少校了。当时,与朴少校交情最深的人是战斗情报·朝鲜课长金点坤。自朴少校因为被怀疑与左翼势力有牵连而被关押以后,他一直都在关注着朴少校会受到何种处置。

  金点坤课长与朴少校同在情报局工作,平时就有着不错的交情。他清楚地知道朴少校被怀疑与左翼有牵连的事实以及被调查的内容,而他是通过与他也有着不错交情的金昌龙大尉获知的。

  金昌龙大尉是当时1团的情报主任,兼任金点坤课长的要员。所以,对于金点坤课长想要知道的有关朴正熙少校的调查结果,金昌龙大尉都会如实地报告。

  据他回忆,朴正熙少校好像是在进入军队后就被当时担任南劳党军事负责人的李载馥吸收了。1946年,带领左翼势力发动10月大邱暴动而丧命的朴少校的哥哥朴相熙也已深陷在左翼势力中了。

  1947年,金点坤课长在春川8团工作。当时,他是8团独立中队中队长,而朴正熙少校是他手下的小队长。朴正熙小队长多次欠下了金中队长的人情,金中队长经常请他喝酒。

某天,朴正熙提议“今天我请您喝一杯”,他解释说“我有个叔叔从事伐木业,挣了不少钱,他来春川了,说请我吃晚饭”。那天晚上出现的人就是南劳党军事领域的最高负责人李载馥。他戴着当时非常罕见的貂毛围巾,穿着时下最流行高档西服。李载馥与金中队长、朴正熙,以及后来才联系上的团长元容德大校一起喝了酒。

据说,元大校喝了几杯酒有点醉意后就突然大声痛斥起来。“呀,正熙啊,原来你是贱民”,听到这话后,朴正熙当时一本正经地回答说“虽然出身贫寒,但绝不是贱民”。元大校接着问道“你不是叫(李载馥)叔叔嘛,怎么姓不一样呢”,有些吃惊的朴正熙囫囵吞枣地说“因为他是我舅舅”。

  金点坤课长回忆说,他当时就觉得有点奇怪,但绝对没有想到朴正熙已经被南劳党吸收了。后来的调查结果显示,当时朴正熙已经在李载馥的帮助下深入到了南劳党组织内部。

但是,尽管他在南劳党里担任重要的军事负责人一职,但情报局的调查结果显示,他并没有说服其它的军人参与到组织中去。进一步讲,没有证据表明他曾在军队内部展开过南劳党组织及吸收的活动。再加上朴少校被关押在明洞证券交易所旧址地下牢房期间,向搜查组透露了他所知道的军队内部的南劳党组织。从这点来看,营救朴少校还是有据可依的。

  不过,在已经被判死刑的情况下要想转为刑期中止执行,需要经过比较复杂的程序。需要走军队指挥系统,获得李应俊总参谋长的裁决;不仅如此,还需要获得对国军行使着巨大影响力的美军的谅解。我下令制作关于此事的讨论书。按规定制作好材料后,开始办理营救他所需的程序。此外,还得经与我同在一个办公室的美军顾问官里德(音)大尉之手,获得军事顾问团长罗伯特(音)准将的同意。

罗伯特准将立即回信了,他说“这事归白善烨大校所管,可以自行判断行事”。剩下的就是获得国军指挥部的裁决,不过因为中间要经过各种程序,所以时间晚了一两天。

我记不清楚到底晚了几天,大概过去了10多天,上级的材料来了。朴少校的刑期中止执行获得了批准。

然而,这10多天对于朴少校来说可是痛苦不已。因为这10多天可能决定着他生与死的命运,所以这种等待是让他难以忍受。总之,他很幸运。现在只剩下释放他的程序了。我把亲自出面负责搜查朴少校的两个人叫到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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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被释放的朴正熙
        
————脱下军装的朴正熙生计陷入窘境,最终让他担任情报局军务员

   亲自向我提出营救朴正熙少校的金安一反间谍课长和金昌龙大尉两人走了进来。金昌龙大尉是驻扎在首尔的1团的情报主任,同时也是报局战斗情报课和朝鲜课课长金点坤少校的手下要员。

  金安一课长是朴正熙少校在朝鲜警备士官学校(陆军士官学校的前身)2期的同期生,也是向我说明了他的情况并斡旋面谈的人。他是自始至终参与整个肃军工作的搜查官。金昌龙大尉从属于日本宪兵,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军务员,是朝鲜警备士官学校3期的学生。虽然后来金大尉背上了彻底的反共主义者和厉害的搜查官的恶名,但不管怎么说,他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搜查官,在肃军工作的整个过程中立下了不可抹灭的巨大功劳。

  之所以把他俩叫到我办公室来,是为了在释放朴正熙少校之前再次确认他们的决心。搜查官们当出现与他们的搜查不同的结果时,会立即改口,这也算是他们的一大毛病。为了尽快释放朴少校,需要从他们口中确认“整个过程均没有问题”。

  我下令说“你们俩到这里来签名”。他们向我走来,脸上一副“到底是什么文件啊”的表情。我说“朴少校马上就要被释放了。这是证明他虽然加入了南劳党但并没有展开实际的活动,所以可以获得刑期中止执行的文件。我们三个人需要在上面签名”。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20110901085202.jpg

照片是1951年2月,韩国劳务者正在用背架背着C口粮(ration)等粮食和弹药等往战斗区域高地搬运。旁边是美军护卫兵。在当时的黑市上,一箱美军战斗粮食C口粮的价格比国军初级将官的工资还要高。这是从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处等收集资料后出版的《韩国战争Ⅱ》上刊载的照片。

  金安一课长与金昌龙大尉全都签了,我也在文件上签了名。负责从上级获得裁决和指挥搜查工作的我们三人全都对此进行了确认。确认结束后,我对他们两人说“现在可以释放朴少校了”。

  虽然对于朴少校来说,在被判死刑后获得刑期中止算是他人生中的一个大坎,但对于必须高度关注肃军作业与朝鲜动向的我来说,这并不算什么,我很快就忘了这事儿。

  当时,朝鲜已经在翁津和开城的松岳开始了局地的武力挑衅,在江原道襄阳北侧基士门里等地也发动了军事冲突。在当时,朝鲜的这些举动是我们最为关注的焦点。我下令将朴少校释放后,忘记了他。

  某天,有个人来敲我办公室的门。我说“请进”后门开了。我现在记不清那个人是谁了,他把穿着军装的朴少将带到了办公室。朴少校的脸仍然很消瘦,他好像是为感谢释放他而来的。

  “一切进展顺利,现在你可以离开了”,我首先如此问候道。朴少校沉默寡言,但同时又觉得不好意思,他点点头向我致意。我想不起他是对我说了一句“谢谢”还是别的什么话了。

  我朝着朴少校指着沙发说“先坐一下吧”,他没说一句话,坐在了一侧。可能是对从死亡线上回来的事实还没有回过神来,朴少校的脸上全然没有快乐的表情。

  我记得他和我先说了会儿话,但具体是什么内容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是关于日常生活。如今,他脱下了军装,我想知道接下来他有什么打算,好像问了他这个问题。看着这个在人生道路上大大地翻了一个跟斗后重获新生的他时,我产生了怜悯之心。

  我对朴少校说“先坐一会儿”,然后我走出了办公室,穿过走廊来到了战斗情报课长柳阳洙的办公室。战斗情报课长金点坤被任命为光州5师团副团长的命令下达后,就作为接任者马上赴任了。他是一个头脑非常聪明的人。

  我对柳阳洙课长说“朴正熙少校没有去处了,听说他现在脱下了军装,成了一个普通人,没有地方可去,那就由你来带他吧”。听到我这么说后,柳阳洙课长露出了为难的表情。“您让我把他留下来当军务员,但预算不够,没有津贴可以给他”。

  “这点不用担心。会从情报局长机密费中拨给你的,先让朴少校留下来当军务员吧”,我如此说道。柳阳洙课长此时显得有些无奈,接受了我的命令。

  我回到了房间,然后说“朴少校,跟我来”。他没问一句就跟着我出来了。我带着他,重新来到了柳阳洙课长的房间,我说“以后你就在柳阳洙课长下面当文官”。

  当时,我手上有额外的“预算”,这是和我一起共事的美军顾问官里德(音)大尉给我的礼物。C口粮是美军的主要战斗粮食,但平时可以作为现金紧急使用。

  美军考虑到当时情报局并没从政府处获得像样的预算,于是提供了支援。里德大尉获得了美军军事顾问团的批准,允许我使用装满两仓库的C口粮。我合理地分配着这些“预算”。我把他们合理地分配给了为获取38线以北的情报而被派去的情报员或突然需要经费的部门及部队成员们。脱下军装成为文官的朴少校也算是这一C口粮的受益者。

  朴少校就这样重获新生了,他重新以文官的身份开始在情报局工作。他只说一句“谢谢”后就离开了,让人觉得“真是个淡然的人”。我又重新埋头于我的工作中,正在进行肃军作业的收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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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救人之事

         ————在死亡面前也表现冷淡的朴正熙,抱着金点坤嚎啕大哭

    虽然外表看起来比较木讷,但从后来听说的事情中可以知道,其实朴正熙这个人的感情非常丰富。我在情报局工作时在我手下做事的金点坤少校辞去了战斗情报课长,去光州担任了5师团副团长。与朴少校有着深厚交情的金点坤焦急地等待着他被释放的消息。他说,在释放当天就从他手下的金昌龙大尉那里得知了朴少校即将被释放的消息了。但他比较了解朴正熙,并没立即去看望深夜被释放出来的朴少校。金少校等了一天,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就去了朴正熙的家中,他想给这位从鬼门关捡回来一条命的人一些安慰。

   两人的家位于现在首尔龙山美军基地所在的位置。他们两人的家只隔一条路。据说,金少校一大早就穿过这条路,推开朴正熙家的门进去了。当时朴正熙正在吃早饭。客厅对面的里屋里,朴正熙正夹起一块紫菜,准备就着饭吃。他正好与开门进去的金少校对视。朴正熙立即站起来,跑上前一步,与金少校拥抱,然后没说一句话就开始嚎啕大哭起来。据说他抑制不住自己的哭声,金少校看着伤心不已的朴正熙后也开始哭起来了。这就是从死亡线上回来的普通人朴正熙的样子。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20110902083858.jpg

  这是朴正熙总统大概在70年代中期左右的照片。他正看着宽广的耕地,陷入了思考中。朴前总统外表看似坚强,但内心却是一个情感比较丰富的人,这是在他身边观察他的金点坤预备役少将对他的评价。【中央图片】

  虽然我救了朴正熙,但踏入了死亡线的我的某位友人最终化作了刑场上的露珠,他就是崔南根(音)中校。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中国,解放后回平壤后我们再次相见。倚靠苏联的金日成在平壤逐渐得势的1945年12月,他和我及金白一一起南下到首尔,进入了军事英语学校,从而正式进入了军门。

  为了镇压1948年10月发生在全南丽水和顺天的14团叛乱事件,他作为15团团长离开了驻扎地庆南马山,去了全南求礼方向,但却埋下了祸根。据悉,一开始他被逃往智异山的叛乱军残余势力抓获,后来好不容易逃了出来。他因被怀疑加入了左翼势力而接受了调查,趁着调查暂时被推迟,他被释放了,后在忠北地区失去了行踪。追查他行踪的金点坤战斗情报课长曾向我提交过证明他嫌疑的报告书,但因为我需要阅读数量庞大的左翼嫌疑人的调查结果,所以没有时间看。

  一天,金少校来到我的房间,质问我说“崔南根中校怎么被释放了?你没有看我提交的报告书吗?”这时,我才把抽屉中的那份报告书拿出来读。报告书里详细地叙述了崔中校从马山到求礼时假装被敌军抓获,从而进入了智异山,见到了叛乱军的领导人金智会的事实。

  最终,他再次被抓回来了。经过彻底的调查证实,他深入参与了南劳党,作为国军的高层军官15团长与左翼势力私通。他的嫌疑被证实了,通过判决最后被判死刑,最终在水色的刑台上短暂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据说,崔中校在枪决前高呼“韩国万岁”,然后化作露珠消失了。

   所以,有很多人都追究说他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也许他是冤枉而死的,但既然他以国军团长的身份与敌人私通的事实被证实了,想救他就是成了不可能的事。

  虽然朴正熙少校也被怀疑加入了南劳党,是南劳党的军事负责人,但并没有证据表明他曾积极参加过活动,所以他得救了。但是崔中校不同,虽说他是我的朋友,但因涉嫌的罪状非常清楚,而且罪名严重,所以根本没法儿营救。我的立场是,如果可以就救。朴正熙少校当时是一个没有引起任何一个人高度注意的人。但他却能从生死危机中得救,这是因为在当时那个情况下碰巧遇到了我这个主张尽可能多救一人为我们建立的韩国效命的人。

  虽然现在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但解放后刚成立的韩国却不是如此。那个时候,非常急需接受过充分教育、能在自己的领域发挥实力的人才。

   那时的左翼也是一种流行思潮。失去国家的悲哀,再加上贫困与懦弱相交,左翼一度成了渴望变革的年轻一代心中怀揣的美好理念。南劳党充分利用了这一心理,朴少校就是被这样一个南劳党所吸收了。但他并不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所以最终捡回了性命,通过10多年后的5·16军事政变而成为韩国总统,打下了韩国产业化的基础。

  从这点来看,找出隐藏在军队内部的左翼势力的工作也需要小心谨慎地对待,尽可能地网开一面。当肃军作业正接近尾声时,我找到了陆军总参谋长李应俊。为了尽可能地减少牺牲,最需要做的是说服他这个军队的最高裁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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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不是处罚嫌疑人,而是要求其退役

————有很多被冤枉的“左翼嫌疑人”,在永登浦仓库中队一一面见他们

   在我认为到了肃军作业应该结束的时候,我找到了陆军总参谋长李应俊。当时,他属于国军元老级的人物。当时已经58岁的他为人比较正直,但同时也是一位宽容仁慈的人。

   我对李总参谋长说“全盘调查已经告一段落了,但这么短的时间内对如此多的人展开调查,可能有不少人都被冤枉了”。

  接着,我说道“有很多军人都是被瞬间的想法和情感所左右才加入了左翼势力。如果把他们提交给军事法院裁判,不少人都会被判徒刑,面临牢狱之灾。我觉得最好是总参谋长您和我一起一一面见他们,如果存在冤情,我们就设法营救”。

   李总参谋长同意了。我说“希望您能和我一起去关押嫌疑人的永登浦仓库中队面见他们”。李总参谋长同意了,回答说“就那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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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是1952年10月,陆军参谋总长白善烨(右起第二个)在记者会见后与金昌龙(最右)等情报局要员们的合照。金昌龙工作时认真务实,后来作为特务队长指挥着反共一线。照片中也有在朴正熙总统手下当中央情报部长的李厚洛(左起第二个)。

   当时永登浦仓库中队牢房里大约关押着3000多名嫌疑人。在以彻底的反共主义者——当时的1团情报主任金昌龙为首的从警察转入军队的调查要员们的积极活动下,稍微与左翼有牵连的人都被抓来了。

   特别是金昌龙情报主任因拘留工作做得出色且彻底而扬名。他走在路上听到酒吧里传来朝鲜的人民军歌曲时就会立即跑进去,把现场的人全都带走,彻底地搜查左翼势力。

   他曾在金点坤预备役少将手下担任情报局要员,据金点坤回忆,金昌龙绝对是个怪人。某天晚上下班时,金点坤将军下令“最近一段时间,在首尔市内各地都发现了南劳党散发的传单和墙报,你去调查后向我报告”。听说其它的所有部下全都敷衍了事,但只有一个人认真地执行了这个命令,那就是金昌龙。

   既然说到这里,我就想再补充几句,金昌龙对所有人都心存疑心。他把李承晚总统和几个人排除在外,然后调查对方与左翼势力存在何种程度的关系,一点儿都不放松他对别人的疑心。后来他作为反共的先锋担任特务队长时也是因为这种务实态度,不少上级都战战兢兢。因为他不仅调查是否与左翼势力有关,还不放过私生活上存在的各种问题。如此性格的金昌龙主要负责查找与左翼相关的嫌疑人,所以工作完成度相当高,这点也是不容质疑的。有不少人是因为涉嫌参与左翼的人为回避高强度的调查而举报一些完全不相干的人才被抓获的。

   一方面就这样未经精确的调查就大量地把人抓来了,但另一方面需要对此进行调整。第一轮调查全都结束后,分类作业也完成了。但最后李应俊总参谋长出面听取被冤枉的人的意见,这也非常重要。

   大概有10天,我和李应俊总参谋长一起每天都在永登浦仓库中队上下班。一般是上午9点开始工作,下午6点左右结束一天的工作。仓库中队的本部大楼办公室里,我和李应俊总参谋长隔着桌子坐着,叫来一个一个的嫌疑人听取他们意见。

   人非常多,被叫来的每个人情况都不同,所以工作进展得很慢。但为了救出被冤枉的人,我们需要听他们亲口说出自己的故事,这点非常重要。

   最终,李应俊总参谋长和我共同参与的最后陈述听取工作全都结束了。尽管天气转凉,在暖气条件并不太好的仓库中队大楼里瑟瑟发抖,但李总参谋长却坚持到最后完成了这项工作。我对李总参谋长提议说“除了重要的嫌疑人外,其它人都没有必要移交给军事法庭进行裁决”。

  李总参谋长答应了,他说“这个问题由情报局长自行判断处理”。由此,肃军作业于1949年7月全部结束了。根据调查结果,共有4749人接受了处罚,其中积极的左翼活动家和参与暴力及破坏行为的人被提交给了军事法庭会议,并受到了严厉的处罚。有左翼经历但没有积极参与的人酌情给予了较轻的处罚。

  有被判死刑而被处死的人,也有被判徒刑后坐牢的人,但90%的都被教育释放了。我们决定不让其服刑,而是让其不光荣地退伍,让其无法再踏入军门。

  受到处罚的人占当时军队兵力的5%,其中也不乏被冤枉的人。但正是通过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找出左翼嫌疑人并将其驱逐,才使得韩国在一年后发生的韩国战争中能坚持下来。

   如果这项工作没能完成,国军很有可能在战争初期就因左翼嫌疑人的举动而不能很好地参与到战争中去。韩国通过这场肃军工作度过了一个很大的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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