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善烨将军的韩国战争回忆录】在大邱怀揣的强军之梦 201、苛刻的李承晚总统
————“你们仔细读过美国宪法吗?”李承晚训斥美军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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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美国普林斯顿(Princeton)大学国际政治学博士学位的韩国首任总统李承晚在当时是少有的拥有着国际视野的知识人。照片为1950年9月29日首尔收复纪念仪式举行之前,李总统(照片左)正在向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表示感谢。该照片现被收藏在美国弗吉尼亚州(Virginia)诺福克(Norfolk)的麦克阿瑟纪念馆中,由作家朴道(音)提供。

  李承晚总统总是洋溢着领袖魅力。他不是那种听到别人的报告,然后去了解事情的详细情况,之后再做决定的领导者。他总是比别人想得深远,富有学识。

  我在1952年7月赴任陆军参谋总长之后,开始在近处辅佐之前游走于战线当时只是偶尔见到的李总统。总统是一位早期在美国名牌大学留学的先驱者,他还曾奔波于美国和中国上海之间,为韩国的独立奉献了自己的青春。

  他有着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权威。首先在履历和学历上就让人难以望其项背。在当时,很难找到曾在美国和欧洲留过学的人。

在李承晚总统周围很难找到有类似学历的人物。只有曾任内务部长的赵炳玉博士和曾任总理的张泽相分别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爱丁堡(Edinburgh)大学。

  但即便是他们,在面对李承晚总统时只能是“小巫见大巫”。因为仅从年龄来看,1875年生的李总统几乎是赵炳玉博士或张泽相总理的叔叔级人物。

  李总统在1950年韩国战争爆发时就已经75岁了,虽然这个年龄在韩国不是最高的,但他一路走来的经历、学识、甚至人品都让人望尘莫及。

不管是对于韩国战争爆发前曾支配韩国的美军高级将领,还是对于战争爆发后被派往韩国前线的美军高级将领来说,他都是一位“非常难对付的韩国领导人”。
  
能与李总统亲密相处结下朋友般友谊的美军将领只有麦克阿瑟将军。麦克阿瑟将军生于1880年,和李总统只相差五岁,几乎没有年龄代沟。李总统非常爱护麦克阿瑟将军,而麦克阿瑟将军也对比自己年长五岁、性格苛刻但作风异常果断的李总统尊重有加。
  
然而其他美军指挥官们就不同了。最了解李承晚总统、愿意与李总统亲近的詹姆斯·范弗里特(James Van Fleet)将军生于1892年,比李总统年轻17岁;在东京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马修·李奇微(Matthew Ridgway)是范弗里特将军在美国陆军士官学校的后辈;美国陆军参谋总长科林斯(Collins)、接任范弗里特将军的马克斯维尔·泰勒(Maxwell Taylor)、接任李奇微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Mark Clark)等在韩国做过指挥官的所有美军将领也都只是李总统侄子或者儿子辈的年龄。
  
对于这些美军高级指挥官来说,李承晚总统是“可怕的韩国老虎”。美军指挥官们在就援助韩国的问题与李总统进行争吵时常常需要悬着一颗心,因为李总统经常会反问他们“你们仔细读过美国宪法吗”,并背诵美国宪法条文给他们听,他们经常被老练的李总统问得无以对答。
  
所以,美军指挥官们每次接到釜山临时景武台或首尔景武台传来的李总统要求见面的消息,就会非常紧张。面对一个比自己年长且学识丰富、经常把美国宪法条文、宪法精神以及美国的历史和民主主义挂在嘴边的韩国总统,他们深感不好对付。
  
而需要辅佐这样一位总统的人便是韩国的陆军参谋总长。我自然也不能有丝毫放松。在近处辅佐总统之前,曾听范弗里特将军或李奇微将军说过“李博士(Dr. Lee,指李承晚总统)非常难对付”。
  
在我就任参谋总长的时候,李承晚总统刚经历了“釜山政治风波”。这是一件事关李总统能否连任的大事,是由于李总统推行总统直选制改宪而引发的风波。1952年5月25日,在我就任参谋总长的两个月之前,政府以继续讨伐共匪为理由,在庆南和全南北部的23个市道宣布了戒严命令。但是,从宣布戒严的第二天开始,政府却并没有讨伐共匪,而是逮捕了国会议员。这是李总统为推行总统直选制改宪而对国会的强力施压。当时的陆军参谋总长李钟赞因拒绝了李总统要求其往釜山派兵的命令而被罢免。
  
国防部长李起鹏也因负有指挥责任而被免职,接替他的是申泰英部长。当时在决定往釜山派兵的问题上,拥有作战指挥权的美军第八军司令官范弗里特也起了相当的作用。不管怎样,这件事情造成了内阁部长被撤换、参谋总长被罢免的结果。李钟赞将军虽然被免去了职务,但可能是得益于范弗里特将军的帮忙,并没有受到另外的处分,而是前往了美国留学。
  
我在就任参谋总长之后才终于弄清了“釜山政治风波”的始末。我当时认为,李总统不会继续让军队卷入政治,但总有一天类似的事情还有可能发生,所以要时刻提高警惕,做好应对准备。保持军队的中立性是任何时候都要坚持的原则。但是,需要我帮总统解决的问题却多如牛毛。首先,要想迅速提高韩国国军的实力以对抗朝鲜军和中共军,就需要不断与美国进行交涉,并与总统保持密切的协调。
  
这样,如何在不触怒总统的情况下适当地说服他,便成了推动计划进展最重要因素。我们需要在对韩国了解颇深的范弗里特将军在位时大幅提高韩国国军的实力。
  即便如此,也不能做对无条件只忠诚于李总统的军人。面对苛刻的总统,需要展示自己能够毫无纰漏的办事能力。把事情搞砸很容易,而在做事的同时达到预期的目标却是很难。那时我所感到的紧张要比在前线战斗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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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善烨将军的韩国战争回忆录】在大邱的强军之梦

202、首次遇到的人事问题

——————曾任陆军参谋总长的丁一权被任命为2师团长,声称“将卸甲归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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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51年6月12日,第五任陆军参谋总长丁一权(右边)访问了江原道束草的国军第一军团司令部。白善烨少将(左边)作为当时国军一军团军团长受到丁总长的指挥。但是仅仅过了一年,随着白将军被提拔为第七任陆参总长,两人的地位发生了逆转。而且,丁将军比白将军还要年长三岁。【白善烨将军提供】

  在升任陆军参谋总长之后,我需要面对很多事情。首先必须要了解前线每天发生的所有战斗,此外还要负责为一线部队送去物资,并需要确保充足的物资储备。

  然而,我遇到的第一件棘手的事情却是人事问题。陆军参谋总长这个职位与一线指挥官非常不同,可以说,陆参总长的核心业务便是前线和后方指挥官的人事问题。

  首先摆到我面前的是两位前任陆军参谋总长的安排问题。我的上一任李钟赞中将打算去美国。虽然他已经确定要和丁来赫、朴炳权、张都暎、崔荣喜准将等人一起前往美国留学,但却不知何故一直推迟。不过,由于去美国留学的事情已经是决定下来的事情,因此并没让我感到为难。

  问题在于李钟赞中将的前任丁一权中将(后来担任了国务总理)。在韩国战争爆发之后,丁中将升任陆军参谋总长,曾在战争初期局势危急之时负责掌握前线情况,被认为是初期韩国国军的最成功人士。但由于1951年国民防卫军事件和居昌事件等丑闻,他被迫引咎辞职,后前往美国利温沃斯堡(Fort Leavenworth)指挥参谋大学留学,当时他刚留学回韩。

  他当时被任命为了国军第二师团长,正是在我就任陆军参谋总长不久之前。这似乎是“釜山政治风波”之后,李承晚总统、李钟赞陆参总长和范弗里特(Van Fleet)将军一起做出的决定。

  曾经的陆军参谋总长现在被任命为一线师团长,丁将军本人的心情自然不会舒服。丁将军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不愉快,他托病住到镇海的朋友家中休息,拒不赴任第2师团长。

  事实上,将丁中将任命为第二师团长是美军8军司令官范弗里特将军的提议。日后我曾亲自听范弗里特将军讲述过这一段故事。范弗里特将军考虑到丁一权中将的经历而提出了这一建议,并最终被李承晚总统接纳,遂形成了这一决定。

  丁一权中将虽然在战争爆发初期曾担任韩国国军的最高司令官,圆满履行了配合美军等任务,但事实上他在前线的经验却少之又少。丁将军除了在国军的前身——国防警卫队担任过光州第四连队长之外,从未有过在一线做指挥官的经验。范弗里特将军此举正是想让他先累积些一线指挥经验,然后再委以重任。

  这也是韩国国军和美军的显著区别。作为东方人,韩国国军非常重视形式上的排位,而美军却更加重视实际经验的积累,而不是单纯的排位高低。对于重视实质大于名分的美军来说,将丁中将任命为第二师团长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丁将军却毫无动静,一直没有表现出任何要去前线的意思。我担任陆军参谋总长之后首先要解决的便是说服丁将军这件棘手的事情。

  我前往了镇海丁将军的朋友家。见到我后,丁将军说“(我)打算结束军人生涯,找些别的事情干”,一脸的不满。似乎当时如果放任他不管,他就一定会写下辞呈卸甲归田的样子。听他说完之后,我劝说道“作为军队的前辈,您给后辈做个表率不好吗?在这次人事安排的背后,李总统可能有着另外的考虑,不是吗?”没想到,丁将军听到我的话后居然渐渐接受了我的建议。

  我在确定了他的意思之后回到大邱。第二天我便派L19轻型飞机前往了镇海,丁将军乘坐这架飞机前往了2师团赴任。他的能力最终得到了美军的认可,很快便升任了美军9军团副军团长,并再次担任国军2军团长赴前线指挥战斗。停战之后的1954年1月,他被提升为大将,重新担任起了参谋总长的职务。

  丁将军的人事问题就这样得到了解决。然而,我真正需要下功夫的地方还在别处。那便是怎样才能将国军建设成强军的问题。当时最为紧迫的是增强国军的武器和装备等外在力量,但这些需要美军的全面支持,需要华盛顿方面的决定。这是一件需要花费时间的问题。我曾思考了多种方法,并从最简单易行的方案做了起来。当时最引人注意的是,美军和韩国陆军本部指挥官之间的沟通渠道出现了问题。

  那时陆军本部分为多个兵种,而指挥这些兵种的兵种长却只有大校级别,连“一颗星”都没有。相比他们,美军8军各兵种长却都是准将级别以上的将军。也就是说,当时在陆军本部中虽然连参谋们都是将军级,但事实上负责各兵种任务的兵种长却级别很低。比如,负责军需任务的G-4麾下有工兵监、军械监、兵站监、通讯监、运输监、医务监、政训监等兵种长,但拥有将近10万兵力的工兵监却只有大校级别,拥有接近兵力的运输和通讯兵种也是相同情况。

  在部队中,级别就是一切。如果级别不够,那么即使属下有再多部队,也无法与其他部队的指挥官正常交往交流。我当时打算给这10多名负责主要兵种的兵种长授予将星,但这需要先说服李承晚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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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晋升大批将军

————“面对美军时挺直腰杆”,为李厚洛等10多人戴上将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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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51年7月陆军后勤学校毕业仪式的场面。后来曾在朴正熙前总统手下负责掌管中央情报部的李厚洛情报部长在1952年时在白善烨参谋总长指挥的陆军本部担任负责兵站事务的兵种长,后晋升为了准将。除后勤之外,负责工兵、运输、医务、政训等兵务的兵务长也都同时晋升为了将军。【韩国国家记录院】

  在部队中,突出军人权威的装置是军衔。在军中,帽子和肩膀上的级别就是一切。而在各种级别中,将星是最高的级别,带有星星的军人在军队中会受到格外的尊敬。

  虽然现在仍是一样,但在当时,如果在部队身穿带有将星的军装,那么在很多方面的待遇都会发生变化。首先会配备专属副官和勤务兵,会有汽车以及独自使用的办公空间等,而且在职权和月薪等方面也会比低一级的大校高出许多。正是因为这样,军队的将校们才纷纷为晋升成光彩的将军而展开激烈的竞争。

  当时在国军将校们中间流传着一个故事,从中可以体会到晋升为将军是多么荣耀的事情。故事是这样的:有个军官好不容易带上了将星,他最先做的事情是在门上贴了一张很酷的条子,上书“不管是谁,都要先敲门才能进入此房间”。我们可以想象,他是有多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晋升为将军的消息才会做出这么一张条子啊。不论如何,当时这则轶事在军内广泛流传了开来。但问题是,听到儿子晋升为将军的消息后找到军营的父亲。

  这位将军的父亲本打算进入儿子的办公室,却在门口停了下来。在看到门上贴的条子后,父亲大发雷霆,一脚踢开门便闯了进去,一边大怒道“呀!你这混小子!要你老爸也先敲门才能进吗?”,一边对着将军一顿痛骂。

  部队是一个阶级社会,这在美军等联合国军参战国的军队中也是一样。在这些国家的参战部队中,阶级区分最严格的要数英国军队,军官责任最重的也是英国军队。之前就曾提起过,在英国军队的炮兵部队,最前方炮兵队的中队长要亲自担任观测军官。

  炮兵负责观测的人员需要接近距敌人阵地最近的地方,在距敌人最近的地方观察情况,决定大炮发射的方向。在英国炮兵队,观测任务向来都是由中队长负责的。负责这么危险的任务,英国炮兵军官受到的礼遇自然也比其他国家部队高出一截。一般来说,英国部队的军官们是不会与一般士兵在同一个食堂吃饭的,在英国部队,将军、校官、准士官或一般士兵等的食堂都有着严格的区分。也就是说,英国将校的地位很高,相应的,他们担负的责任也很重。

  不管怎么说,想要得到一颗星星,不管是在现在还是在当时,都要付出非同一般的努力。所以,想要给陆军本部的各兵务长都戴上将星,并不是一件易事。但即使这样,我仍先向美军说明了我的想法,然后通过美军顾问官说服了国防部部长。最后,晋级将军一事还需要得到李承晚总统的允许。

  我先将陆军本部辅佐各参谋部长的参谋部次长和工兵监等主要兵务长10多人晋升为了准将,这一过程中并没有什么阻碍,不仅顺利得到了美军的同意,还先后顺利拿到了国防部部长和李承晚总统的许可。

  李承晚总统的反应也没有什么问题。虽然看上去他非常苛刻,而且喜怒于色、爱憎分明,但李总统能够对重要的事情做出合理的判断。这样的李总统在我提拔将军的过程中没有进行任何刁难。

  我不断上交兵务长人事晋级方案,每个月都会安排几个相应的晋级方案。这样,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各兵务长都已经戴上了将星,其中便包括后勤监李厚洛大校。他曾在后来朴正熙前总统手下担任过中央情报部部长,受到过诸多热议。我在1946年结束军事英语学校的课程后首次赴任釜山第五联队时,曾和他共事。他看上去很会动脑筋,虽然说话有些结巴,但处理业务的能力非常卓越。

  从大校晋升一级戴上将星,不仅是本人的骄傲,对于家人来说也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晋升为将军的各兵务长心情非常愉悦,带着大校肩章与相对应的美军将军见面商谈业务时的消沉情绪一扫而光,所有人都挺直了腰杆,对业务非常卖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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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72年5月,秘密访朝的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厚洛(照片左)与金日成见面的场景。李厚洛按照朴正熙总统的指示,成功促成了韩朝秘密会谈。【中央图片】

  我对周边参谋小组的更换工作也非常上心,尽力让业务成绩卓越的人能够在合适的岗位上发挥自己的能力。我打算,除去启用几名很早之前曾与我一起工作过的人之外,其他大部分参谋都让他们原职留任。正在这个时候,秘书室长文炯泰(音)问我“参谋人事要怎样调整?”

  我先询问了他们有没有做好辅佐他们的前任工作,文秘书室长回答说“大部分参谋都与前任配合得很默契”,于是我指示“那就让他们都留任吧”。

  身为陆参总长,不仅要负责为前线战斗的国军提供后方支援,而且还要辅佐总统管理战时的非常戒严局面,同时还要与美军展开密切的协作,推动提高国军战斗力的工作迅速展开。

  为此,我需要与包括各参谋在内的辅佐人员之间保持密切的关系,尽可能消除一切不必要的人事争议。为集中所有力量解决当下最重要的问题,搞好团结是当务之急。我便是这样构建了自己领导下的陆军本部的人员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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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善烨将军的韩国战争回忆录】在大邱的强军之梦 204、激烈的高地争夺战为在停战会谈中取得优势……
————再小的高地也要浴血奋战
然而,前线是绝不会平静下来的。大邱的陆军本部每天早上9点准时举行报告会,我经常比规定的时间提前一个小时,在每天早上8点就去陆军本部上班。提前开始工作能够保持头脑的清醒,也能有更长的时间办公,是件好事。而且,还能在安静的早晨构思很多事情。

一天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听取报告,参谋、兵务长、美军军事顾问团都会参加报告会。我就任参谋总长之后,前线的情况相对稳定了许多。即使有些战事,也只是偶尔规模不大的局部冲突,因此这些报告并不会被看得多重。但是,1952年8月末以后,前线开始逐渐沸腾了起来,报告会上也都是有关前线的情况。不管怎么说,那时还是战争时期。在与敌人的战斗中,任何小事都不能粗心大意。

  当时的战斗大部分都是高地争夺战,双方或是在争夺前线有利的高地,或是在夺取已被对方占领的阵地。这种争夺愈演愈烈。当时的敌人主要是中共军,朝鲜军队只分布在东海岸和西海岸的部分地方,在主要阵线上作战的都是中共军。

  在每天的报告中,最吸引我关注的就是有关中共军进行挑衅的情况。我在赴任陆军参谋总长之前,曾率领负责防御金城突出部分的国军2军团成功阻止过中共军的进攻。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吧,我对敌军的主要兵力中共军的动向格外关注。

  1952年9月以后,战争开始再次蔓延。9月5日一大早,江原道金城东南部40公里地方的首都高地和指型山脊上展开了寸土必争的高地争夺战。发射野战炮之后,步兵边与敌人肉搏,边向前争夺高地,真可称为是血战的连续。

  这种战斗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双方气势的对决。双方展开高地战的时间正是停战会谈进行了一年出头的时候。双方在谈判桌上的停战会谈也是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因此,为了在停战谈判中取得优势,率先夺下高地、从高处压制敌人是非常重要的。

  前线的战斗是双方为了在停战前尽可能占领高地、取得相对优势而展开的。在战线上占领的高地越多,在谈判时手中的筹码就越大,因此我们不仅要尽一切可能守卫已经拿下的高地,还要想尽办法夺取敌人手中的高地。敌人也是同样的做法。

  从地形上来看,首都高地并不能算是一个敏感的地方。它位于江原道金城郡,高600米左右,只是一个近乎无名的高地。只是由于这里是北汉江和金城川交汇的地方,可以通过这里控制下游的溪谷,因此双方才在此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但从战略上来看,这里的位置并没有那么重要。

  然而,为了在停战会谈中拥有更多筹码,双方对任何高地都不放过,敌我双方在这里也展开了非常激烈的战争。特别是,朝鲜或中共军一边强调对自己有利的停战条件,一边在前线各处都展开了争夺高地的战斗。进入9月之后,首都高地成为了双方激烈的战场。

  这一地区的防御工作是由宋尧赞将军率领的首都师团负责的。首都师团是一支曾在韩国战争初期“白的野战战斗司令部”围剿智异山和1951年对抗中共军春季攻势的大关岭战役等战斗中立下显赫战功的队伍。宋将军的首都师团当时曾正面对抗中共军的总攻势,展开了15天的浴血奋战。战斗过程中,阵地曾先后7次被敌军占领,但首都军团誓死不屈,又先后7次将阵地夺了回来。

  首场战争是在8月5日爆发的。当天晚上,中共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夜袭。中共军总是出乎我们的预料,他们在我军占领的高地正前挖洞,之后将兵力藏在里边,然后乘着漆黑夜色发动进攻。

  当时任首都师团第一连队长的朴春植大校回忆说“刚到晚上就响起了喇叭和铜锣的声音,凄凉地回荡在夜色里,不久后,便有2000多名中共军侵入了山脊,转眼间前哨阵地就被夺去了。后来了解到,敌人在我们阵地的前方挖了洞藏身,然后趁夜色发动了奇袭”。在惊心动魄的肉搏战中,首都师团终于坚守住了高地。

  但是,这只是残酷的首都高地争夺战的序曲而已。9月5日,中共军再次奇袭首都高地。这次,中国军队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在开战前首先使用野战炮对阵地进行了猛烈的炮击。争夺高地的战争一直在持续,每天都会有3万发以上的炮弹落到周边地区,这种情况整整持续了15天。

  首都高地上的土地全部都被炮火打得翻了底,每天落下的无数炮弹对这片土地炸了又炸,小小的高地上每天都堆满了战死战士的尸体。但最终,首都师团坚守住了高地,他们不仅击退了敌人的进攻,而且还将被敌人占领的山脊也夺了回来,战果非常卓越。

  我军在这场战斗中共牺牲了5000多名战士。对于一场局地战争来说,这样的死伤不是一个小的数目。但是,中共军的损失要大得多。据悉,中共军12军属下的3个师团曾轮流投入这场高地战,损失达我军的三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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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白马高地血战

————白马高地9天血战,3500名战士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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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战争中期激烈的高地争夺战中,最为悲壮的一战要数白马高地战役了。韩国国军第9师团面对中共军38军属下3个师团的兵力,经历了先后10余次高地争夺站,但通过浴血奋战最终将高地夺了回来。照片为国军第9师团的将士们在取得胜利后站在高地上欢呼的情景。【中央图片】

   首都高地和地形山脊上的战斗最终以我军的胜利告终,但战争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这次双方争夺的是白马高地。白马高地战役可谓是韩国战争的高地争夺战中最为悲壮激烈的一场战斗。这个高地原本的样子并不像白马,但在经历了30万发炮弹的洗礼后,高地被轰炸得泥土横飞,打落在高地上的炮弹留下白色的痕迹,将高地原本的模样颠覆,使高地从远处看去仿佛一匹躺着的白马,“白马高地”便因此得名。

  白马高地是位于韩半岛中部广阔平原地带铁原和首都首尔之间的战略要冲。率先强占该高地,就意味着占领了广阔的铁原平原,同时也能控制通往首尔的后方主要补给通路。从军事地缘方面来看,这一高地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负责此处防御任务的国军是金钟五少将率领的第9师团。在战争爆发初期,金将军曾成功阻止了敌人对春川地区的进攻。此时的金将军正率领第9师团在素有“钢铁三角地”之称的铁原上布置兵力,担负着长达11公里的战线正前方。我军当时只有一个师团的兵力,而敌军却有3个师团。不愧是传说中的中共军,他们最擅长用压倒性的兵力进行战争。白马高地战役中,中共军利用人数上的优势展开了激烈的进攻,并登上了高地。

  敌人似乎也非常清楚这个高地的重要性。据悉,中共军甚至还在战前进行了例行演习,让部队事先在与白马高地类似的地形上进行演习,熟悉进攻战术。敌人发动大举进攻的时间是10月6日,战斗持续了整整9天。这一次,中共军仍是趁着夜色发起了攻击。但特别的是,中共军在战前先炸毁了蓬莱湖堤坝,使驿谷川泛滥成灾。第9师团长金钟五往前线左右两侧增派了连队,并将一个连队分成若干大队分派到各处以备万一,制定了缜密的防御计划。

  受中共军放洪导致驿谷川泛滥的影响,有一个大队并没能按照计划顺利到达前线增援。但即使如此,第9师团在历经百战的金钟五指挥官的率领下,仍然一丝不乱地稳守阵地,先后与敌人展开了12次攻防战。

  第9师团29连队第2大队队长金庚振(音)少校在战争中不幸中弹牺牲。到10月15日清晨,第9师团的28连队发动最后的突击,完全控制了高地,29连队乘势收复了高地北方的前哨阵地,至此,白马高地战役终告结束。

中共军第38军属下的3个师团轮流投入了这场战斗。双方在这一战中都损失惨重。我军在此役中共牺牲了3500名战士,而中共军的伤亡者更是多达1万余人,是我军的三倍之多。国军为击退敌人,共发射了约22万发炮弹,中共军射向高地的炮弹也多达5万5000余发。

  敌军人数虽多,但在我军猛烈地炮击和美军空军的轰炸中,伤亡非常惨重。在这场战役中,美军空军白天共进行了669次轰炸,夜间也进行了76次轰炸,为国军的防御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中共军投入到白马高地战役的兵力全都是精锐部队,但他们仍损失惨重,在兵力、武器和装备上都大举受挫,中共军的38军也因此被调往后方,被23军顶替了原来的位置。

  我每天早上都会在大邱的陆军本部听取详细的前线战况报告。每当听到战斗的消息,我都能闻到鲜血的味道。过去我曾经历过的洛东江桥头堡防御战的多富洞战役每每浮现在我的眼前。那都是些非常激烈的战斗,为了压制敌人而抢占高地,偶尔还会展开肉搏,眼看着敌人的眼睛将长剑刺入敌人的身体。

  作为负责统领整个战局的陆军参谋总长,我需要为高地战做好后方援助工作。除了不间断地往前线运送补给物资,还需要撤回死伤的将士,组织新的兵力派往战场。虽然如此,每次看到国军报告战果的时候,我都心怀喜悦。不仅是因为听到了胜利的消息,更多的是为国军能够沉着应对并打退中共军的强烈挑衅而感到欣慰。

  国军第2军团重建之后,随着开始培养作为现代战争核心的炮兵部队,国军战斗力也得到了大幅提高。在1952年9月开始的高地争夺战中,这一成果得到了很好的证明。

  此外,还有一件事令我非常欣慰,那便是冲在前线的国军勇士们一旦战斗就决不退缩的“临战无退”精神。在悲壮的高地争夺战中,国军从未有过任何的退缩,即使高地暂时被敌人夺去,勇士们也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冲上高地,再次将阵地夺回来。面对中共军压倒性的兵力优势,即使偶尔会失去高地,但战士们也从未因此后退,一直坚持奋战到底。在中共军参战初期国军偶而表现出的衰弱样子现在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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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善烨将军的韩国回忆录】在大邱的强军之梦 206、与李承晚总统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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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52年通过首次直选当选韩国第二届总统的李承晚总统正在釜山的临时景武台庭院中摆出姿势。当时77岁的李总统拥有十分丰富的人生经历,总是充满领袖的魅力。这是由照片专业杂志《LIFE》拍摄的照片。

  前线正因激烈的高地争夺战而血流成河,但当时需要我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多了。想要将国军战斗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仅靠陆军参谋总长一人的力量是很难做到的。这件事首先需要总统的密切支持及美军的协助,此外还需要拥有美国政界做出有利于韩国决定的运气。

  我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机会。但目前落到我眼前的方案却与想象的有些距离。当时大概是我赴任陆军参谋总长一个多月之后吧,我记得是在1952年初秋发生的事情。

  国防部长申泰英忽然打来了电话,他的声音多少有些焦急,要我“火速赶往釜山,有要事商议”。当时韩国政府临时设在了釜山。我感觉到一定是有紧急的事件发生,便前往釜山见到了下榻在釜山东莱某酒店的申部长。他拿出一份文件递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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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张写着“可”、“晚”字样的李承晚总统的批准签字。

  申部长接着说“闵机植将军被罢免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申部长递过来的文件上写着“罢免闵机植准将,可,晚”的字样,那是李承晚总统在签署大部分文件时使用的一种签名。文件内容是说批准罢免闵机植准将一事,最后的“晚”字是李承晚总统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这也是总统惯常的一个签字方式。

   闵机植准将当时因“徐珉濠议员事件”而备受影响。这件事发生在“釜山政治风波”发生的时候,曾被媒体大幅报道,也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事件的内容大致如下。

  1952年4月24日,在野党国会议员徐珉濠开枪打死了某陆军大尉。从美国和日本留学回来的徐议员在全南顺天的某餐饮店吃饭时,与隔壁房间的某军官发生了争执。双方激烈争吵的过程中,徐议员开枪打死了这名军官。最终徐议员因涉嫌杀人罪而接受了军事裁判。当时釜山一带正处于紧急戒严时期,因此徐议员的案件自然被搬上了军事法庭。徐议员称当时是对方先开的枪,自己是正当防卫。

  徐议员当时是一个让李承晚总统十分头疼的人物。徐议员性格要强急爆,他曾积极出面参与调查战时军中发生的“居昌事件”和因军中不正风气而导致大批壮丁死亡的“国民防卫军事件” 等。他还总是展开政治上的强大攻势,令李总统感到非常不快。

  对于这样一个徐议员,军事法庭下达的判决却相对“宽大”。这一案件先经过了崔庆禄和朴东均将军的审理,最后交到了时任首席法官的闵机植准将手中。李总统当时似乎是希望军事法庭对徐议员处以重刑。对于一个经常对自己展开政治攻势的在野党议员,还在战时戒严的情况下开枪打死部队军官,李总统的希望并不算过分。

  但是,闵准将仅判处了徐议员“8年有期徒刑”。据悉,李总统对此怒不可遏,他从不掩饰对挑战自己权威者的不满。这也是李总统最终决定“罢免闵机植准将”的原因。

  我经常能够看到李总统对重大事件做出决策的过程。他不是位不经过深思熟虑随意下结论的人,但对于挑战自己权威的事情,却非常坚决。他的学识在当时凌驾于任何韩国高层人士之上,学历也不输于任何人。即使从年龄上看,他也是当时内阁中年龄最大的“长者”。

  违反总统的意思,站到与总统相对立场上想要扭转总统的决定,是一件难于登天的事情。听到闵准将被罢免的消息后,主管业务的国防部部长申泰英把我叫来,要求我“不管用什么方法试一试”。我真是非常难办。部队将领的人事权都在李总统手中,而且李总统亲自签署的文件已经放到了国防部长的桌子上。我一时想不出任何好的办法,只能反问申部长说“这是已经批准的案子,怎么会有其他办法呢?”但是申部长坚持认为,就这样轻易罢免一个将军,太过不近情理。他的立场是扭转总统的心意是十分应当的,但问题在于,要让谁去往猫脖子上挂铃铛。

  申部长说“即使这样,也要试试”。我走出他的办公室之后,脑中重新对这个案件进行了仔细的整理。总统罢免的不是一个低级指挥官,而是一位将军,而且现在正处于战争时期,前线将士正和敌人展开激烈的高地争夺战。虽然双方正进行停战会谈,但情况并不乐观,前线随时都可能发生变故,战争随时会再次扩大,不容丝毫疏忽。

  作为陆军参谋总长,我也认为李总统此次将一位部队高级指挥官逐出军门的决定有欠妥当。而且,闵准将在战争初期曾奋不顾身投入战斗,功绩卓越,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指挥官。

  不管怎么说,这件事都需要我出面想办法。我决定亲自去说服总统。当时总统正好不在釜山。虽然政府设在釜山,但由于业务繁多,总统偶尔也会去首尔,当时便是这样。我前往了总统当时所在的首尔景武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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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宽宏大量的李总统

————“闵机植?那小子很坏”,说服他“不能失去人才”李承晚盯着我看了一会……一口气撕掉了罢免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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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非常关注国军战斗力提升情况的李承晚总统在1951年8月视察江原道洪川前方部队时的照片。该照片由作家朴道(音)在整理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的照片时提供。

这发生在1954年我离任陆军参谋总长,担任国军首次创立起来的野战军司令官之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因为我将率领40万名野战军负责155英里停战线的绝大部分防御任务。

  韩国战争爆发初期,韩国国军因缺乏武器和装备,不仅饱受朝鲜军队的欺凌,还经常轻易输给中共军。然而自1952年开始通过一系列提高战斗力的作业之后,国军创立了第一野战军,并承担下了停战线的大部分防御任务,这象征着国军成长为了一支强军。我担任了这支队伍的最高指挥官,继续负责提升部队的战斗力。

  我当时作为第一军司令官正驻守在原州,李承晚总统突然说要见我,于是我便马上从原州出发,前往了首尔的景武台。进入景武台办公室之后,李总统忽然向我提出了一个很意外的建议。

  “我说你啊,来做内务部长吧。”我自1946年进入军事英语大学之后,便一心只想做一名军人守卫祖国,我曾无数次在前线与敌人血战沙场,而现在正在全神贯注想办法提高国军的战斗力,在这个时候听到总统的如此提案,我内心非常吃惊。

  虽然我也想到“总统为什么突然要作此提议”,但我对那个方面丝毫不感兴趣。于是我用非常坚决的语气对总统说“我不想搞政治,想要继续做一名军人”。

  总统没有说话,只是呆呆地看着我,过了一会儿,总统简短地说“好吧,你说得对”,之后便再没说话。看到我在军中干得风生水起,总统想要让我入门政治,并应该已经为此想了很多遍,但我的回答和意志使总统在一瞬间理清了思路。

李承晚总统便是这样一个人。表面看去,总统似乎拥有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权威,而且学识渊博,对待事物和问题都非常认真苛刻,有些犀利,让一般人不敢主动搭话,但在处理重大问题时,总统却非常理性,他不会轻率行动,而是会再三考量后,再慎重下结论。他还很善于倾听别人的话,并不是一位固执自我的“年长的老统治者”。

  1952年初秋,我因闵机植将军的事件前往景武台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总统的这些特性。总统虽然爱憎分明,但也能明辨是非,头脑非常清楚。这样的总统自然会信任一个能够分清是非、直言进谏的人。我相信,即使违逆了总统的意志,只要能够分清事情的是非曲直,仍然会受到总统的尊重。

  当时我来到总统的办公室之后,总统一脸疑惑的表情看着我,似乎在问“什么事”。我并没有打算绕着圈说,便直接吐出了闵机植将军的名字。正如我所预料的,总统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了起来。

“总统阁下,您知道闵机植将军吧?”

“闵机植?那小子很坏。”

  我从未见过总统这么武断地评价一个人,从中也可以看出,总统对闵机植将军处理“徐珉濠议员事件”的结果非常不满。但是,我已经决定不去顾虑总统的想法了。不管怎么说,当时都还是战争时期,这样罢免一位拥有丰富前线指挥经验的将校,在我看来是很不合适的。我下定决心要说服总统。

“总统阁下,闵将军在战争爆发后曾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指挥战斗方面也拥有卓越的才能。培养一位这样的指挥官非常不易,现在前线还很不安定,我认为,在这个时候随意罢免一位优秀的人才并不可取。您就不能原谅他一次吗?”

  李总统遇到自己不满意的情况时会有一个习惯动作,之前也介绍过,总统会攥紧两个拳头放在口边,用嘴呼呼地吹。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保持着这一习惯,每当心情不好时就会做这个动作。

  但当时,总统只是看着我。他坐在椅子上正视着我的脸,略微提高了一些音调,问我“那你想让我怎么做?”我回答说“您就当事情没发生过吧”。

  总统再次问我“那到底是要怎么做,你好好说说”。我拿出了从申泰英国防部长手中拿到的写着“罢免闵机植准将,可,晚”的总统亲笔签署文件,把它递给总统,说“总统阁下收回这张纸就行了,撕掉它吧”。李总统接过文件后一句话也没说便撕掉了文件。

  我在说过“感谢总统接受了我的建议”之类的话之后便离开了。虽然违逆了一位老总统的意愿,但在总统判断有误的情况下,为了大义而敢于进谏还是必要的。

  总统撕掉文件后没有说任何话,展示了所谓大将风范。虽然一个孙子辈分的年轻陆军参谋总长提出了忤逆自己意思的建议,但考量是非曲直,他也认为罢免一位前线正需要的将军确实有些不合时宜。总统总是将理智放于感情之上,他撕掉文件后,表情反而显得明朗了很多。他就是这样一位并没有因自己的意思被反复而觉得没有面子,反而作出温和表情的洒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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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李承晚的眼泪

————“那人相当wise”李承晚评价人的标准始终如一从来都只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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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李承晚总统1910年取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时的照片,那时他35岁。【照片出处:《李承晚的人生和梦想》(柳永益著)】

  李承晚总统是我非常尊敬的人物,这不仅因为他是韩国的最高领导人,更重要的是他拥有领导新生韩国所必需的各种能力,是一位卓越的领导者。谈到李承晚总统的性格,我要进行一些补充。

  李总统在评价一个人时,最看重的是能力。比起出身地区、毕业学校和父母和家庭教育等因素,他更加看重这个人的能力。

  与韩国政府官员、公务员、或是经常往来的美国高层人士或将军等谈话后,李总统偶尔会发表对对方的评价。在景武台接待室中见过客人之后,李总统会偶尔对在等候室等待的我或其他人发表对刚才客人的评价。而总统评价人的标准是始终如一的,他最常说的便是“那人不wise(智慧)”或“那人相当wise”。

  总统在这里所说的英语单词“wise”翻译过来就是“智慧”、“贤明”的意思,这也是当时即将80岁的李承晚总统看人的一贯标准。比起学识或出身地区等条件,他更加看重一个人在对待事物和处理问题时的睿智程度。

  这样看人的李总统本身便是一位非常老练的战略家,也是一位能够犀利地洞悉时势的观察家,能够在洞察眼前状况后再付诸行动。总统的这一性格使他总是脚踏实地,而不喜欢与现实脱节的空话大话。

  一般人对李总统的印象都是极难相处。李总统走过的脚印是凡人很难模仿的。他在登上顶峰之前所积累的学识和对事物深刻的见地都是超出常人的,因此,一般人站在总统面前大都会自觉底气不足,不敢发表自己的主张。

  但是,仔细考究的话,会发现总统其实非常理性。他并不是一个随性妄为的人,而是经常保持着现实性的思维,在仔细判断时势的走向后才谨慎作出判断。

  当时我任陆军参谋总长,负责领导军队事务,为了和总统步调一致,我需要好好观察总统的性格和领导哲学。韩国刚刚成立两年后便深陷同族相残的战祸,当时韩国军队正在韩半岛的中间地带与人数众多的中共军展开高地争夺战。

  李总统非常清楚当时韩国最需要推进的核心课题,那便是使韩国国家安保的基石——国军的战斗能力得到划时代的提高。作为曾在一线转战与敌人战斗的军人,我应该不负总统重托,忠实完成自己的使命。总统一直非常重视并爱惜军队,两年前韩国战争爆发时的痛苦记忆一直在总统脑海中挥之不去。他深深地为国军感到自豪,并常常不顾自己即将80岁的高龄,奔走视察各个师团。

  李总统曾在人前流过几次眼泪。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韩国战争爆发后首尔失守之时。那时总统乘火车离开首尔前往了大田,心情自然是无比的悲痛。总统当时表示“我们不能这样一味撤退”,表明了坚守大田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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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前线不断沦陷,只能通过拖延战术来等待美军和联合国军的参战,处境非常无奈。那时总统在大田观看了独立17团的重建仪式。当时17团团长是我的弟弟 大校。在艰难的情况下,为守卫国家而投军从戎的壮丁们成功地组建成了17团。

  在当时恶劣的环境下,李总统作为韩国的最高领导人和国军元首参加了创建仪式。不断沦陷的前线、无法预测的明天……当时的战争形势非常黑暗。我弟弟时任17团团长仁烨对我说,当时总统带着没有退路的心情观看了创建仪式,整个过程中一直流着眼泪。

  在那之后,总统对国军表现出了超出一般的感情。他极为讨厌军人介入政治,战后在看到军人无缘无故常常出入景武台及其附近时,他会经常大声呵斥他们说“军人经常出现在这里像什么话,军人就应该一心守卫国家”。

  我不知道其他的事情,不懂政治的规则,也不在乎总统的政治立场,一心只想让国军强大起来,使韩国的基础更为稳固。我认为,对身为国军统帅的总统负责,在总统手下干好自己的职责,是时代赋予我的使命。

  据我在总统身边对总统的观察,当时的李总统非常理性。被朝鲜军队步步紧逼,不得不交出首尔退到大田的时候,总统的眼泪一定饱含着悔恨的感情。总统经历了因战斗准备不足而被朝鲜金日成打垮惨败的沉痛记忆,更是深刻感受到了构建坚实国防力量的重要性。我所要做的便是配合总统的这一思路,完成那个时代所赋予我的使命。我们需要得到美军的援助,打稳韩国前进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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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从吃的问题开始解决

————国军吃的饭还不如俘虏收容所的伙食……倍受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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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为韩国战争当时,巨济岛俘虏收容所的提供伙食的情景。巨济岛俘虏收容所共由4个区域的28个单元组成,每个区域可以收容6000名俘虏。部分游击队及其家属们也被收容在此。时任陆军参谋总长的白善烨将军1952年视察了位于论山的另一个俘虏收容所,发现俘虏的伙食标准比国军还要高,因此备受冲击。【《韩国战争60周年照片集》提供】

  两年前朝鲜军队的南侵带来了极为严重的损失,韩国大部分地区的道路和桥梁都被破坏,包括各级学校在内的公共机构的设施也遭到了严重的损坏。所有一切都要重建,境况非常凄惨。

  但是,我们能够寻求帮助的地方却并不多。只有与我们一起在这片土地上战斗的当时世界最强的美军能够为我们提供重新站起来的基础。我只是一个陆军最高指挥官,李承晚总统才是在更大的范畴内谋求国家重生的人。

  说得明白些,当时支持韩国重建的只有美军。虽然我与政治无关,但因为美军的缘故,我在致力于提高国军作战能力的同时,也有幸参与了韩国重建的历史。对于总统来说,国民的温饱生活问题是头等大事,但对于我来说,让我们的部队吃饱穿暖才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让投入前线战斗的军人、即将前往前线的军人以及后方负责后勤工作的军人都能够吃饱,才是当务之急。

  在战火连绵的这片土地上,当时解决国军伙食问题的方法非常单一,那便是陆军本部等上级机关拿到政府预算后,将钱下拨给师团及下属部队,然后由下级部队自己购买粮谷和副食解决吃的问题。在武器和装备等方面,因为有美国的援助,所以并不存在任何问题,但在军人的饮食问题上,却需要韩国自己负责解决。

  军人要吃饱饭才能英勇战斗,这是不容置疑的真理。但在当时,国军的饮食情况却很不理想。我每次视察各部队时,都会格外关注一般将士的伙食问题,却始终不能满意,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一次我前往论山的俘虏收容所视察。有一点让我非常吃惊,那便是关押在那里的俘虏们的伙食比国军的一般伙食标准要好出很多。不仅食物材料本身的很好,量也不少。

  当时的俘虏收容所是由联合国军负责的,因此那里的伙食也是按照美军的标准制定的。与他们相比,正英勇作战的国军吃的简直不像样子。在盐水中放几根豆芽装作豆芽汤、用杂粮混合做成粗糙的米饭填饱肚子……这便是国军的待遇。

  俘虏们不仅能够定期吃到牛肉和猪肉等肉类和鱼类,还能吃到当时很难一见的甜味食品。这太不正常了。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国军和战争俘虏的饮食标准却形成了这样相反的对比,令人心寒。

  我指示部下开始着手调查国军和俘虏给养的实际情况,陆军本部很快便开始了这一工作。这并不是单纯地对食物品目进行对比,而是让他们对国军和俘虏每日摄取的蛋白质和脂肪含量进行精确的计算。报告书很快就递到了我的手中。

  不出预料,俘虏们的饮食果然含有更加丰富的营养。我马上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政府,并建议必须早日改善国军的营养供给问题。但是,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时韩国只是一个人均国民收入仅有50美元左右的最贫穷的国家。

  虽然有些不太光彩,但我当时毅然将国军的悲惨情况通过外国媒体公开了出去。为了将这一情况准确地告诉美军,以得到他们的援助,我故意召集外媒记者曝光了这一情况。在美国的《星条旗报》和英国报纸以《韩国军队伙食实态还不及俘虏》的标题进行了大幅报道。

  报刊上大幅刊载这一新闻后,当时在东京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官马克·克拉克(Mark Clark)大将开始关注韩国国军的饮食营养问题。最终,在韩国的美军军事顾问团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

  不久后,美军军事顾问团的相关人士找到我,“趁此机会彻底改变一下韩国军队的伙食供应体系怎么样?”军事顾问团的提议是,完全废除现行的将预算分发给下级部队,让他们自主解决饮食问题的体系,像美军一样由中央负责购买所有食品原料,然后分发给各级部队。

  美军实行的便是这一体系,由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的中央筹措机构负责统一购买和分配食物。比如,在芝加哥屠宰市场价格便宜时直接购买大批牛肉、在柑橘收获季节价格最便宜时去加利福利亚农场大批购入柑橘存储,然后将其提供给各部队。我决定接纳美军的提议。但由于当时仓库储存设备和运输系统还存在不少问题,这一措施很难立即见效。不过在后勤监李厚洛和军需局长白善镇(预备役少将)等人的努力下,这一体系得以逐渐完善。逐渐形成了日后的统一向农协购买粮谷、向畜协购买肉类、向水协购买水产品的中央调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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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济州岛新兵训练所

————在济州岛培养10万新兵,训练结束后船却没能按时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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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韩国战争爆发之后被当做韩国新兵训练营的济州岛摹瑟浦第一训练所正门前正站着数名部队官兵。能够容纳10万人的摹瑟浦训练营培养了很多与朝鲜军和中共军作战的士兵。正如大门左侧柱子上写的一样,当时的名称叫做“强兵台”。这是在金雄哲(音)的著作《强兵台-和摹瑟浦》中收录的照片。

  我们不得不同时面对从横穿韩半岛中部的漫长战线北方南下的拥有大规模兵力的中共军和战争后重新建制的朝鲜军展开战斗。这使我们同时面临着多个问题。在想办法解决部队伙食问题的同时,我还关注了培养新兵的问题。

  我率领的陆军本部最核心的职责便是源源不断地往前线输送新的兵力。虽然作战指挥权由美军第8军行使,但为其提供后续兵力和粮食补给等后勤支持的任务却要由陆军本部负责。

当时的新兵训练所共有三个,分别是随着中共军的参战、战线再次向南部推移而新设的济州岛摹瑟浦训练所,原有的论山第二训练所(现在仍在运行)和巨济岛第三训练所。将在这三处训练所接受训练的新兵按时送上前线,对当时正和敌人交战的韩国来说,意义非常重要。

  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败给美军的原因有很多方面,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新兵补充系统的问题。日军当时培养新兵的任务是由各师团分别进行的。不是由中央统一培养,而是完全取决于各师团级指挥官的判断和能力,是一种分散型培养系统。

  相比之下,美军一直在完善由中央统一对新兵进行系统培训,然后在合适的时机将新兵送往前线参战的新兵补充体系。在中央大规模、有系统地对新兵进行训练之后,由对各地前线情况了如指掌的最高指挥部决定,将新兵准确快速地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方。不能否认,这为美军的胜利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动力。

看到中共军参战使战线不断南移的现实情况,美军提出了在济州岛摹瑟浦建立第一训练所以解决新兵训练问题的建议。在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时期,摹瑟浦曾是日军炮击中国南京时所使用的中间基地。当时,从日本本土出击的轰炸机因燃料问题无法一次飞到南京,需要在中间停留加油,为此日军建立了摹瑟浦基地。

  直到那时,韩国国军的新兵补充系统仍在沿袭日军的分散型体系。各级部队指挥官根据自己的判断在本地招募新兵进行训练。一般都是由不同的师团负责招收新兵训练,然后在属下各部队缺人时将新兵派去补充,整个系统非常不正规。

  1951年建起的济州岛摹瑟浦训练所训练新兵的时间是16周。按照美军的课程,步兵能在这里接受完所有基础训练,步兵之外的其他兵种在回到陆地后还需要在各兵种学校接受追加教育,之后才能被派往前线。如果前线战况危机,训练所将启用速成培训体制训练新兵,以便快速将他们派往前线,但一般情况下,所有新兵都需要切实修完所有课程。

  摹瑟浦训练所能够容纳10万人,但这里的设施却非常简陋。由于当时计划匆忙,只能让新兵们住在帐篷中,此外,训练所还经常缺水。由于济州岛属于火山地带,即使下雨,雨水也会马上浸透到土地中。而且济州岛也没有一条像样的河流,淡水非常难找,新兵和训练所将官只能倍受缺水的煎熬。

  之所以选择济州岛,是受迫于当时的紧急形势。当时中共军参战之后,战线被重新向南推移,政府被迫迁移到了大邱和釜山,因此,为应对最坏的情况,不得已将新兵训练所建在了距陆地较远的济州岛上。

  济州岛气候多雨、大风,训练条件非常恶劣。兵营帐篷很容易被雨打湿,经常都是湿漉漉的。伴随着雨水袭来的狂风更是常常将帐篷卷起,使住在帐篷的新兵们寒冷难耐。

然而,更大的问题是,由于济州岛的大雨和狂风,经常使新兵无法按时踏上舰艇。济州岛一年有90天都会因风雨天气而无法行船。当时,海军的LST需要往返于木浦和济州岛之间,将壮丁们从陆地运往济州岛,然后再将训练完毕的新兵从岛屿送往陆地。但是,LST经常受风雨天气影响而无法运航,这成了新兵训练系统的致命软肋。如果济州岛遭遇一场台风,那情况就会变得更糟——不仅供给济州岛训练所的粮食会全部中断,平均每日送往前线的500名左右新兵也无法按时出发,常常使一线的指挥官们头疼不已。

  我担任陆军参谋总长之后视察了济州岛训练所,再次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在当时,我们又不能马上废弃摹瑟浦第一训练所,因为我们并没有其他一个能够培养新兵输往前线的地方。

   我认为,首先要找到一名富有训练所管理经验的人来负责这里的情况。不久前才刚发生了战时募集起来的年轻人因为指挥官的腐败行为而大举挨饿的“国民防卫军事件”,因此我需要一位能够杜绝此类事件发生的清廉又老练的指挥官。

我想到了李应俊将军。他当时已年逾60,是国军的一位元老,正担任陆军大学的校长。我觉得,如果由品格高尚的李将军来负责管理训练所,问题频出的第一训练所应该能够正常运转。在视察完济州岛训练所回来之后,我马上就去陆军学校找到了李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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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这片土地上人的生命力

————前往战场的儿子不会断了香火吧……焦急的父母带儿媳前来探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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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1952年战争时期,在迁到济州岛摹瑟浦的陆军第一训练所中,家属们正在申请探望会面。为了让即将前往战场的儿子传宗接代,当时有很多父母都带着儿媳一起前来探望。这是收录在金雄哲(音)著作《强兵台-与摹瑟浦》中的照片。


  李应俊(1891~1985年)将军是部队的元老级前辈。他曾就读大韩帝国陆军武官学校,在军队解散后,他以公费留学生的身份前往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解放后曾是韩国陆军建军的主要功臣。当时他已接近退休的年龄,正担任陆军大学的校长。将麻烦众多的训练所交给这样一位前辈管理,可能有点太强人所难,但我坚持要寻找一位在品格和经验方面都非常卓越的人来管理条件艰苦的训练所。

  我前往陆军大学找到了李将军,恳切地拜托他说“如果您能前往担任训练所长,就再好不过了”。李应俊将军欣然同意了我的提议。他说“我这把老骨头了,能为国家做点贡献自然是件好事”,没有一丝埋怨。我向李承晚总统提交了将李应俊将军的级别从少将晋升为中将的方案,李将军去摹瑟浦第一训练所赴任后,马上就给他晋了级。

  当时还有一个大规模培养新兵的训练营,那便是被叫做“练武台”的论山第二训练所。正如我在前面介绍过的,济州岛摹瑟浦训练所在兵力输送的问题上存在诸多不便,而论山的第二训练所却完全不存在这一问题。只是,由于第二训练所是后来建成的,因此在新兵训练的体系方面与摹瑟浦第一训练所还存在差距。

那里最大的问题是设施落后。作为一个大规模新兵接受训练的地方,这里供新兵容身的营帐设施非常简陋。虽然济州岛摹瑟浦训练所的新兵睡的也只是营帐,但论山训练所的条件比摹瑟浦还要差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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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以后广泛使用的建筑材料——水泥砖。

  当时韩国并没有水泥砖这种东西。要想在短时间内建成房屋,没有大量这种水泥做成的砖块是不行的。现在这种东西自然是很常见,但在当时,韩国的条件非常艰苦,根本就没有制作这种水泥砖的机器和技术。

  我首先将论山训练所的情况详细地描述给了美军。我叫来了美军军事顾问团长,向他说明了训练所的运营固然重要,但在新兵们连帐篷都没有的情况下接受训练,是不可能出现成效的。美军马上便提供了援助。我们开始用美军运来的大量木材、屋顶材料、水泥砖等建成了新兵宿舍。

  对于我这个负责前线补给事务的陆军参谋总长来说,水泥砖是我非常想要得到的东西。美军在驻屯地会大量生产水泥砖,因而美军驻屯地虽然简陋,却非常坚固。水泥砖宿舍虽然无法成为永久性房屋,但至少能够遮风挡雨,并在一定程度上阻挡敌人从远处打来的枪炮子弹,将士们也能够过上相对舒服的生活。

  我组成了先遣队,前去学习制作水泥砖的技术。当时,水泥砖是驻屯在日本冲绳的美军负责生产的。我选出部分工程兵军官,将他们送往了冲绳。制作水泥砖的技术并不复杂,只需将泥沙和水泥搅拌后,将其倒入打有孔的模子中即可。

  随着我们带回了部分机器,开始将水泥和沙土混合生产水泥砖,情况便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论山训练所的宿舍问题得以顺利解决,水泥砖最终还被广泛应用到了其他建筑方面,用途得以大幅扩展。

  还有一件事让我至今无法忘怀,那便是论山训练所发生的“传宗接代探望”插曲。当时经常有家属前往训练所探望正接受训练的新兵。为了探望即将前往前线的儿子,很多父母和祖父母们带着一大家子过来。即使在现在和平时期,也会有很多家人前去部队探望服役的孩子,更何况是当时生死难测的战争时代,家人们又怎会不担心儿子的安危呢?

  当时,训练所附近总会出现一幅独特的风景。可能是家人们担心自己的儿子前往前线作战而一去不返,在非常重视子孙的当时的社会风气下,很多家人都希望儿子在前往生死难料的战场之前能先诞下儿孙,为家族传宗接代。

  所以,当时有很多前来部队探望的父母们都会带着儿媳一同前来,以便让儿子延续香火。训练所自然也明白这些,面对家人迫切的希望,训练所也无法绝情地放置不管。因此,虽然当时规定新兵与家人只能短暂会面,但对于带着儿媳前来探视的家庭,训练所会给予其“特殊时间”,以便让他们利用短暂的时间“传宗接代”。

  在当时那战火纷飞的韩国土地上,人们显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虽然现在想起来觉得有些好笑,但正是韩半岛人们努力延续香火、将这片土地的命脉传递下去的坚韧和毅力,为今天的韩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发生壬辰倭乱的朝鲜时代,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曾面对日本倭军的强暴攻击而坚韧地挺了过来,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即使每每遭遇外敌入侵,再三受伤,最终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会聚集在“战斗才能生存”的旗帜下,像野火一样燃烧斗志,与敌人血战到底。

  在亲身经历过倭乱的西厓柳成龙先生为给后人留下记录而撰写的《惩毖录》中,也记载有倭乱后全国各处涌起的义兵和不断走上前线的无名战士们的故事。

  韩国战争爆发当时,我们一贫如洗,什么也没有。当时我们的部队不仅没有像样的M1步枪、坦克和野炮等装备,甚至连睡觉的帐篷都非常缺乏,更没有可供战士们舒服睡上一觉的水泥砖宿舍。但是,我们仍要继续战斗。为了打败敌人,我们继续咬牙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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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善烨将军的韩国战争回忆录】在大邱的强军之梦

212、吝啬的李承晚总统

————李承晚“不能让军人尝到钱的甜头……贪财会亡国”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20111207085952.jpg

图为1950年9月庆南晋州,某韩国少年正打开美军的战争供粮C ration的盒子往里面看。当时一个国军将校一个月的工资都很难在黑市中买到一盒C ration。该照片是朴道(音)先生在整理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的资料时提供的。



我向李承晚总统提出了很多建议,包括晋升将军的人事问题以及许多有关韩国陆军核心事务的改善方案等。总统接受了我大部分的提议。正如之前我曾经介绍过的,尽快让韩国军队走上现代化的轨道、使之具备单独击退敌人的能力,这是总统最为关注的事情之一。



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每次我提出有益于提高国军能力的方案,总统都会痛快签名批准。但在极偶尔的情况下,总统也会否定我的提议,特别是在我提出有关钱的意见时。



总统自己的生活总是特别简朴。几乎没有人曾在景武台与总统一起吃过一次像样的饭。即使与总统一同进餐,饭桌上也只有米饭、几个小野菜以及一两盘鱼或其他肉菜,非常朴素。



在与人愉快谈话时,总统一般也只会用简单的点心和一杯咖啡或茶水招待对方,任何人都很难得到更高的待遇。总统在这方面的态度总是让人觉得非常严格有节制。



对于去国外出差的公职人员的出差费,他也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因为他认为“公职人员不能随意使用国家的钱”。在支付出差费的问题上,李总统可谓极其苛刻,对于所有公职人员,不分职位高低,李总统定的标准都是“10美元”。如果超过这一标准,李总统将对账目进行一一合计,一旦发现有异常,总统就会驳回材料,令有关方面重新对经费进行核算。当时公务员去国外出差的事情并不频繁,但即使有机会出国办事,也很难得到丰厚的经费。



总统认为,公职人员更应该成为社会的典范,在国家处于战乱之时,公职人员更是不能随意花钱,因此对所有经费支出都异常严格。



我曾向这样的总统提出过改善国军军官生活待遇的方案,那是在解决完济州岛摹瑟浦训练所和论山训练所的问题之后。当时的国军军官虽然带着军官的头衔,但生活待遇却是非常寒酸。当时从少校到大校等校级军官的月薪甚至不够家人勉强糊口。



那时,美军的战时供粮——C ration在黑市的价格为每盒一万韩元左右,而国军少校或中校的月薪还不够买一盒C ration。可想而知,把与敌人战斗当做自己天职的这些军官们生活有多么艰难。



这种情况还催生了当时甚为流行的“厚生事业”——因生活困苦,一些军官们开始想办法找赚钱的门路。他们或者花费时间精力打听部队之外的事情想尽办法赚钱,或者直接打起部队粮食或其他补给物资的主意。即使不会直接去贪污,也会经常拿部队的物资去赚钱等。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便是利用部队的车辆去搞运输挣钱。我在赴任陆军参谋总长之后还曾发生过一起在东海岸满载明太鱼的军用卡车与火车相撞的严重事故。本应用来为国军运输物资的军用卡车却在东海岸帮忙运输明太鱼赚钱,这类“厚生事业”所导致的事故还不在少数。



有一次,我因有事向李总统报告而前往了景武台,顺便向总统提起了改善国军军官待遇的问题。为了先试探一下总统的意思,我出言非常谨慎。



“总统阁下,我们国军将校的生活非常艰难。由于薪水太低,他们都没钱养活家人,应该改善一下他们的待遇”,我委婉地提出了意见。但总统的回答却异常冰冷且坚决。



“不能让军人尝到钱的甜头,军人爱财会亡国的,军人应该带着‘志愿奉献’的意识来保卫国家”,听到总统这番话,我再也无以言对。因为总统自己就做到了不近钱财。



从“生日小螺钿桌事件”中便可以看出总统的这一态度。那时1953年春,在总统生日那天,景武台举行了小型派对。国务总理白斗镇和各部门部长及陆海空参谋总长们一起出席。白总理以国务委员集体的名义向总统送上了一个螺钿桌作为生日礼物。



但李总统脸色却阴沉了下来。他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收到礼物后感激或愉悦的样子,在思考了一会儿之后,李承晚总统缓缓地说“大家给我过生日,我很感激,但如果我收下了一个礼物,首尔的贵重物品就都会涌往景武台了。大家一片好心,这次我会收下,但以后决不允许这类事情重演”。



派对气氛自然不会好到哪里,我们都匆匆吃了一碗景武台做的面条就离开了。我算是经常因业务前往景武台向总统请示报告的人之一,每次去往景武台时,都能亲身感受到总统生活的俭朴。正是因为总统的以身作则,所以在听到总统强调部队将校要保持“志愿奉献精神”的时候,才觉得非常自然真实。面对这样一位总统,我再也没有提起过“改善部队军官待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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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伤残勇士的问题

————在战斗中负伤的军人因待遇问题而倍受打击……占领釜山火车站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20111208085921.jpg

图为签订停战协定很长一段时间后的1967年,在江原道束草地区,一位身着军装的伤残勇士正拄着木拐走在路上。战争在夺取无数生命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身体伤残的军人们,而他们的待遇问题则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该照片刊载于从军记者已故李埛谟先生的《动荡期的现场》。

  伤残军人的生活要比军官们还要窘迫。那些因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而被卷入前线与敌人拼杀、在敌人枪林炮雨中负伤的军人们的待遇问题就像一颗定时炸弹,虽然在战争期间被战火所暂时掩盖了,但是国家解决这些为坚守祖国前线而奉献了青春的军人们的生活问题,确是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

  这个问题终于爆发了。那是1952年秋的一天,国防部长申泰英紧急通过电话找到了我,说“现在伤残军人占领了釜山火车站,正引发一场骚乱,快来现场解决问题”。我马上从大邱的陆军本部搭乘L-19轻型飞机飞往了釜山。

  釜山火车站满是伤残军人。数万名伤残军人不仅占领了釜山火车站,还占据了车站附近的地方。这些伤残军人都表现得很粗鲁,他们不仅在战场上失去了部分身体,而且在生存的道路上还被伤透了心,因此他们毫不犹豫地将不满转变成了行动,表现方式比任何群体都更为激烈。当时负责阻止他们过激行动的治安局长文凤济(音)一脸疲惫。

  他们原本是要求去倭馆的火车票,乘此机会一边要求改善自己所在的医院和静养院的设施问题,一边举行起了示威活动。他们不仅要求改善伙食、埋怨被毯不足、帐篷脏乱虱子成群等,不断发泄着各种不满。他们坐在火车站广场地上,用力挥舞着拐杖等,表示抗议。看上去很难找到什么办法能消除他们的不满。

  我站了出来,拿起麦克后大声说道“大家先冷静一下”,然后自我介绍说“我是陆军参谋总长白善烨”。广场暂时安静了下来,激烈的口号声音也暂时停止了。

  我接着说“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我现在还能活着站在这里。我知道,大家都是为了国家而受伤的,因此在这里发泄自己的不满,但是现在我们的国家非常困难,所以无法马上满足大家的要求。不过,我保证,我将尽一切努力解决大家的问题,我将为此负责。请你们派出代表,跟我一起就这一问题进行商议吧”。

  伤残军人们在一阵吵嚷之后,各收容所派出30余名代表来到了前面。我和他们一一握手,忽然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我问他“你还记得我吧”,他马上立正站好,大声说道“是,阁下。我曾在一次高地战中向阁下要过一根香烟抽”。

  “是的,你这小子,在高地上跟我一起抽过烟的人,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我用满怀爱怜和重逢喜悦的语气责备了他。严格来说,他们都是我的部下,这些伤残军人全都是按照上级的指挥在前线英勇战斗奋不顾身的人。

  “在敌人面前一起抽烟一起战斗”。共同在前线战斗过的战友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感情和信赖,这是没有一起在前线经历过敌人枪林炮雨的人很难理解的一种情绪。当时这种感情起到了很大作用。

  他立正站在那里,说“是,阁下,我将马上停止示威,让大家解散”。与他一起站出来的各收容所代表似乎也感受到了我与他之间的战友感情,他们出面解散了所有聚集的军人。他们对我这个一起在前线战斗过的将军还是心存信赖的。

  看上去那个曾跟我一起抽过烟战斗过的朋友在伤残勇士的团体中还是一个领导级的人物。他出面说了几句话后,聚集的队伍很快就散开了。然而,我很快就感受到了一种压力,那便是必须解决他们的问题。

  那是一个庄严的承诺。虽然目前连支撑前线都很困难,但如果长期忽视伤残军人的问题,必将影响到前往前线战斗的年轻人的决心。这其实就是钱的问题。我认为,虽然经费不足,但安排资金解决来扶持这些人的生活是理所当然应该排在优先顺序的。由于凭借政府预算很难马上实践对他们的承诺,无奈之下,我去了一趟美军第八军司令部,对第八军司令官泰勒(音)将军描述了釜山发生的事件。美军军事顾问团长莱恩(音)将军也积极为此事奔波。

  在美军的援助下,我们得到了数万条被毯和约1万张木床,而且美军仓库就在釜山,所以物资很快就到位了。得益于此,在釜山一带的医院等处治疗的伤残军人的生活情况总算得到了一点改善。

  为了改善伤残勇士的营养问题,我向政府提出了增加预算的要求。政府可能也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保健社会部很快便出面提高了伤残军人的给养费。利用这笔钱,我动员各陆军医院的军医官,改善了陆军医院和静养院的给养标准和硬件设施。

  但是,游荡在街道上的伤残军人的不满也是问题。无以为生的伤残勇士们在全韩国各地不断招惹事端,经常发生伤残军人乘车逃票、去饭店惹是生非吃霸王餐等情况。甚至还有不少伤残军人用威胁的方式乞讨为生等,情况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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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战争中的纺织工业

————利用美军提供的原料在大邱和釜山加工,战争使韩国纺织业得以振兴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20111209082555.jpg

  与敌作战的国军在美军的援助下解决了物资和武器不足的问题。但是还需要学习调拨不足的物资、制作或修改以被服为首的枪炮和车辆等的技术。图为1950年9月,前往前线的国军战士们正在练兵场检查个人装备。该照片为照片专业杂志《LIFE》上刊载的照片。


  我们需要更加根本的对策。先后经历过一战和二战的美国是怎样安置战争伤残军人的呢?我非常想了解美国的方法。

  当时,韩国政府并非完全对伤残勇士们不管不顾。陆军本部在美军的援助下建成了假肢工厂,为那些因战争而变得肢体残缺的伤残军人提供假肢。这是最低的解决对策,但这并不能消除战争中受到身体和心灵伤害的伤残勇士们的不满,因为他们即使得到了假肢,也仍无法解决根本的吃饭生活问题。

  我再次同美军军事顾问团团长莱恩(音)将军商讨了这一问题。莱恩将军说,二战当时美国也曾遇到过相似的问题。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总统时期,伤残勇士们曾聚集到华盛顿示威,要求改善待遇。当时惊慌的美国政府为解决这个问题而成立了援护处,胡佛总统将布莱德利(Bradley)将军任命为军事援护处长,负责彻底解决伤残军人的问题。此后,美国全境都建起了援护医院,美国政府也开始正式出面解决伤残军人的治疗和年金等福利问题。

  我模仿了美军的方法,首先在陆军本部设置了“伤残者援护处”。虽然并不像美国那样由政府直接出面,但由于这毕竟是一件大事,因此我打算现在部队层面上进行应对,看情况再作其他打算。我将军医官出身的朴东均将军任命为了首任援护处处长。援护处历经变迁,发展成了今天的国家报勋处。

  等待解决的问题并不仅有这些。眼下面临的还有如何长期稳定往前线供给物资的问题。对于战士来说,稳定的武器、粮食和被服等必要物资的供给非常重要。而且在部队的车辆、武器以及工兵使用的各种装备出问题时,也需要能够马上进行修理。但是,这些我们都做不到。

  首先来谈被服问题。韩半岛上春夏秋冬四季分明,至少要保证战士们的夏装和冬装供应,才能让前线战斗的将兵们免受天气之苦。说起韩国国军的军装,我不禁想到,在韩国战争爆发后至1950年10月末,韩国国军先是被迫退至洛东江,然后逆转战事步步北上,最终占领平壤、前往鸭绿江,在这段时间内,国军一直穿着夏季军装。在被中共军打得节节败退之时,天气已经进入了晚秋,而国军战士们却仍身穿夏装,经历了严峻的考验。

  韩国国军建军以来,军装都是在首尔制作的。但是,首尔先后两次被朝鲜军队和中共军占领后,军装的供给就产生了问题。当时的情况非常无奈,韩国政府无力凭自己的力量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这一问题也只能通过美军的援助解决。美军虽然向我们提供了布匹原料,但由于大规模制作军装的设备已经在首尔失守时全部丢弃,只剩下民间还有几处小规模制作军服的地方,而且民间的生产设备也只是非常零散的缝制工厂,只能进行很小规模的生产。因此,供给不足的部分就只能靠军人自己解决,他们大多都通过购买美军流入到市场上的军服改小后来穿。

  我注意到,大邱和釜山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的时期就一直在发展纺织工业。我想到,虽然曾在大邱和釜山开设工厂的厂主在解放后全都回到了日本,但他们的设施可能还大都留在原地,我们既然得到了美军援助的布匹原料,那么只需要有一批缝纫机,就能进行相对规模的生产了。

  所以我使大邱和釜山留下的纺织工厂再次启动了。最初只是在接到美军提供的布匹原料后,通过裁剪缝制制作军装的简单工厂。但是韩国人智慧聪颖,非常善于学习,速度也非常的快,因此很快便能制作出做工精致的军装了。随着大邱和釜山工厂的地位越来越稳固,这两个地区的缝制工厂也开始逐渐增多。

  这里从最初只对美军提供的布匹进行简单加工的工厂逐渐扩大成了从政府得到大批原棉供应,然后将原棉纺织成布匹,并生产军装及其他被服的纺织工业园区。就连原本建在首尔的专门改制破旧衣服的被服改制厂也搬到了日帝时期纺织工厂聚集的大邱和釜山地区。心灵手巧的韩国人也终于拥有了体面的纺织工厂,而不只是单纯改制破旧衣服的厂子。

  战争夺去了许多东西,但也给那些挺过战火并坚强站起来的人们带来了重生后新的梦想。随着大邱和釜山发展成纺织工业园区,韩国也看到了新的希望。

  正在战斗的韩国陆军本部需要解决的还有军人们吃的压缩饼干的问题。在没有战事的时候,军人可以依靠随便的吃食度日,但在投入战争时,压缩饼干就成了非常重要的备用食品。大量生产压缩饼干送往前线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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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压缩饼干袋中的星星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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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韩国战争爆发之后的1950年7月,村庄里的少年们正将米饭做成饭团分给国军战士。对于因物资不足而异常艰苦的国军来说,用面粉制作的便携压缩饼干是非常重要的食物。该照片为作家朴道(音)在整理美国档案文件管理局的资料时发现,并刊载于《韩国战争Ⅱ》。

  前线的高地上常常不能保证食物供给,特别是在有大规模战事发生的时候,战士们经常无法正常吃饭。由于敌人的攻势太过猛烈或前线情况太过险恶,因此无法将粮食运上高地。这种时候,幼时常吃的零食——压缩饼干便派上了用场,它可以让战士们即使无法正常吃饭,也能不用饿着肚子上战场。压缩饼干非常便于运输,一次可以装载许多,因此一直都在补给的各种物品中占有优先地位。考虑到在战场上忍受着饥饿与敌人苦战的国军的现实情况,按时足量向他们补给压缩饼干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其他食物。

  但在当时,韩国不仅没有一台像样的设备,面粉也并不充足,想要大量生产压缩饼干并将其储备起来并不是一件易事。我的前任李钟赞将军担任陆军参谋总长时只少量生产压缩饼干,即使在韩国战争爆发后,供应国军的压缩饼干量也非常少,品质也并不好。

  在日本帝国主义强占的时期也曾生产过压缩饼干。东立产业(音)的咸昌熙(音)社长就是那时曾经营过压缩饼干工厂的有经验者之一。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曾碰到过咸社长,他当时在做从美军手中拿到面粉供应后在大邱加工制作压缩饼干的生意。他便是后来来到首尔永登浦开设大工厂大规模生产压缩饼干的人。通过他,我得以使国军拥有了大规模生产压缩饼干的系统。随着原本小规模制作的压缩饼干开始在首尔永登浦工厂中大批量生产,供往前线和后方各部队的压缩饼干量也大幅度增加。除去平时消费的份量,我采取措施,将多余的压缩饼干当做战斗储备物资储存了起来。

  当时,带有甜味的食品非常缺乏。在我们收复了被中共军占领的首尔开始北上时,联合国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访问了国军第一师团CP。麦克阿瑟将军曾问过我“韩国国军的给养如何”?

  我向麦克阿瑟将军提出了援助甜味食品的要求。虽然供应量不足,但在当时,国军还能吃到用米饭和大酱及辣椒酱拌成的青菜或肉食,但带有甜味的食品却及其紧缺。因为当时的韩国并没有能力生产白糖。

  在压缩饼干中加入一些甜味的星星糖,这个想法非常不错。谁也说不清楚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往压缩饼干中加星星糖的。在日本,压缩饼干袋中也一同放有星星糖。在拥有大规模制作压缩饼干的体系之后,我想办法也大量生产起了星星糖。老兵和新兵吃压缩饼干的方法非常不同。在高地上作战时,即使饥饿袭来,老兵也只会拿出一两块压缩饼干吃,而新兵则会大把大把地吃完之后,干得到处找水,并常常因为下高地找水喝而挨到敌人子弹而无辜死亡或受伤。

  但是,在压缩饼干袋里放入星星糖就能减少这类危险,因为甜味的星星糖能够不断刺激人的唾腺分泌口水,即使一直吃压缩饼干,也不用着急找水喝。由于当时甜味食品极其短缺,因此每个压缩饼干袋中放的10多个星星糖大受欢迎。星星糖使战士们在战场上即使饮用水不够,也能继续吃压缩饼干而不用担心干渴。直到现在我还清晰记得,那时我在办公室打开分配给我压缩饼干袋只拣星星糖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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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最近部队中供给的压缩饼干和星星糖。

  前线分为两种,一种是看得见的,一种是看不见的。拿起刀枪与敌人拼杀的前线是我们能够一眼看到的,但在这道战线背后,还有一条非常复杂的漫长战线,那便是后方的补给线。

  在能看到的战线上,是由战士们拼杀战斗的,但是,从后方将物资和武器运往前线战场的工作也一样重要。也就是说,补给也是一场战斗,如果不能及时将后方的物资和武器送向前线,那么胜负将毫无悬念。

  新建的韩国国军在刚建2年后便被卷入了金日成的南侵战火,一无所有的国军需要在废墟上不断与朝鲜军和中共军战斗。幸运的是,国军能够从驻扎在这片土地上的美军那里借来各种物资,勉强阻挡敌人的进攻。

  每当有物资短缺时,身为韩国陆军责任人的我就会前往美军那里求援,他们在听说韩国国军的困难情况后,马上就会提供大量援助。韩国和美国的合作关系非常密切,援助规模也非常大,但我们不能总是伸手依靠美军的支援。虽然美军总是毫不吝啬地提供各方面的援助,但我们并不能期待事事都依靠美国的支援。

  我们必须不断进行准备,需要自己制造保证被服和压缩饼干等战斗必须的物资。即使处于物资及其缺乏的情况,生产并不简单,我们也要一点点地保证供应,学会制作这些物资的技术。说起容易做起难。但我们必须慢慢地通过这种努力,为未来做好准备。

  机会总是降临到有准备的人身上。虽然当时的韩国缺乏几乎所有的物资,但仍需要想办法自己生产物资,学习并熟悉现代工业技术和设施,以备美军援助断绝或减少时的不时之需。这是另外一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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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另一层面的战争

————“你想办法让它消失吧”……李承晚看不惯中央厅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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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1951年3月,一名国军士兵正拿枪坐在中央厅大楼门前的车上,由于战争时受到了破坏,当时的中央厅大楼正在进行整修。李承晚总统因为对日本反感,因此还曾下令要“拆除”战争中引发人们争议的中央厅。该照片刊载于国际性照片专业杂志《LIFE》。

  “你想办法让它消失吧-”,这是李承晚总统对我说的话。而且,李总统不止对我一个人这么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还对时任工兵监的严洪燮(音)将军说过这件事。1950年9月28日,在国军和联合国军收回被朝鲜占领的首尔之后,李总统将严洪燮工兵监叫到了身边。

  总统对严工兵监指示道“那个中央厅,看上去很不顺眼,让它消失吧”。当时的中央厅大楼到处都是烟熏的痕迹,和敌人交战时引发的火灾给这幢大楼留下了多处黑色的印记。

  第二年1·4撤退之后,首尔再次被中共军占领,中央厅再次遭受重创。大楼的一部分还发生了坍塌,还新增了多处被火烧过的痕迹。这种情况下,严洪燮工兵监没有机会执行第一次收复首尔之后总统下给自己的命令。

  而且,在从中共手中再次夺回首尔之后,他也依旧不愿去毁掉中央厅,为此,他还数次找到时任参谋总长的我倾诉苦衷。

  在我前往景武台时,总统也经常对我下达这样的指示,让我无论如何都要尽快让中央厅消失。总统对中央厅的看法非常复杂。首先,把它看作是日本为统治韩半岛而建设的象征性建筑。因为它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机构——朝鲜总督府的所在地,所以,对于毕生致力于独立运动的总统来说,中央厅自然是不受欢迎的存在。

  此外,在朝鲜军和中共军先后两次占领首尔之时,这栋建筑遭受了极大的伤害,不仅开始出现坍塌,而且整个大楼都留有被火烧后的黑色印记,从外观上看很是有碍观瞻。

  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当时的韩国国军有没有能力完成让中央厅大楼消失的工作。总统不断表达自己对这件事情的关注,因此接到总统直接命令的严洪燮工兵监当时是相当头疼。要想拆除这幢由巨型花岗岩建成的石质建筑,并将拆除后的石块运到别的地方处理,韩国并没有相应的设备,也没有足够做好这项工作的实力。

  说实话,拆除中央厅大楼并不是一件说干就干的事情。虽然总统在不断催促,但我们根本不具备进行这项作业的能力。虽然在当时军队是实力最强的集团,但陆军本部的工兵监仍只能对此一筹莫展,而我作为他的上级,也是一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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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95年开始拆除工程的朝鲜总督府旧址(上),另外一幅是现在景福宫的照片。

  我在战争爆发之前赴任光州的第五师团长时,最为紧迫的任务是想办法提高士兵们的射击能力。为建造射击场,我曾向全南道厅借了一辆当时非常贵重的推土机。连部队都没有的推土机,当时的美军军政当局只给各道厅配备了1~2辆。我用借来的推土机勉强弄平了射击场。

  虽然乍一看,推土机与战争似乎并不搭边,但两者其实联系至深。在二战的太平洋战争中,美军就曾用到过推土机,而对手日本则使用了担架。日军的担架是一种由两人来抬的中间用布片垫衬后的运输工具。

  当时,美军登上散布在太平洋的小岛上,用推土机建设飞机场;而日军则动用大批兵力,用担架在登陆的小岛上建设机场。因此,虽然在战争刚爆发时日军占有优势,但最终日本还是输在了在岛上建设机场供空军飞机着陆的“时间战斗”上。也正是因为如此,日本最终才不得不在密苏里舰上签下了投降书。

  严格来说,负责建筑和土木工程的工兵和负责兵器、军需、运输等各技术领域的兵种都需要有一台这样实力超群的“推土机”,但那时的韩国国军却没有,我们有的只是类似日军“担架”水平的装备。仅凭背架和单纯的人力自然无法完成拆除中央厅的工作,而且沉重的中央厅花岗岩也是无法用担架抬走的。

  如果同时拥有适当的技术和装备,那么移除一座大山也不是难事。但以当时韩国国军的实力,这却是一个根本无法期待的艰难任务。

  美军有个说法叫“Engineer War”,翻译过来就是“工兵战”,就是指工程师参加的技术战争。这是在看不到的战线上展开的又一场炽烈的战斗。打通从后方到前线的运输道路、铺设通信线、快速重建断裂的桥梁、比敌人快一步建成前线阵地等,这些事情都属于这场看不见的战斗。

这方面的能力关乎能否同时进行爆破和建设工作,能否及时顺利将物资、武器和兵力从后方输往最前线等,关乎能否构建和运转整体体系。在这方面落后是无法破敌制胜的。但是,韩国军队并没有能力完成总统三番两次指示的拆除中央厅大楼的任务。

  当时,韩国国军后方的“工兵战”只能依靠美军的力量而勉强解决,因此虽然拆除中央厅是总统的夙愿,但国军始终没有能力去做。直到时间过了40多年以后,金泳三总统在任时才最终拆除了中央厅,负责这项工程的某大企业建设公司承担并很好地完成了这一工作。但是对于刚建国两年便被卷入战乱的新生韩国来说,还没有那样的能力。当时韩国国军后方在“系统战争”中所拥有的力量还只是日军“担架”的水平,因此把力量提高到美军“推土机” 的水平便成了非常急迫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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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自己动手修理车辆

————GMC美军卡车供应不足,提供给国军日本产ISUZU,但整修车辆全靠自己,战争中锤子和枪一样重要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20111214085254.jpg

图为1950年7月,被从日本调来的美军士兵们正坐在GMC卡车上开往前线。随着美军从1950年秋季起大规模参战,导致军用车辆的需求急剧不足。美军遂用日本造的车辆来填补空缺,丰田和日产等日本汽车通过韩国战争的特需打下了日后发展的基础。【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

  现在最重要的是救急。虽然当时的韩国在各方面都非常贫乏,需要绝对依赖美军的援助,但即使这样,我们也要发挥最大能动性,寻找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慢慢地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

  当时最急需的战时物资之一便是车辆。朝鲜南侵发动战争之后,美军带着大批军用车辆来到了韩国土地上。但他们带来的汽车却是要在陌生土地上进行战斗的美军的专用资源。

  美军军用卡车GMC是一款拥有10个大轮子的卡车,具备当时最卓越的性能。相比苏联制造或日本制造的6~8轮卡车,这款车即使陷到泥水中,也能相对容易地摆脱出来。此外,哪怕在路面险峻的道路上,这款车依靠其10个巨大的轮子依然能奔驰如飞。

  提供给韩国国军的这种卡车只有极少量,大多数卡车都是美军优先使用的,卡车数量极其紧缺。随着美军长期投入韩国战争,车辆供应更是捉襟见肘。

  由于当时情况紧急,所以开始使用日本制造的汽车来填补空缺。日本汽车业是在二战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原本日本只是通过进口美国福特(Ford)、GM和Chrysler等汽车公司的零部件进行组装的方式生产汽车,但随着二战战争愈演愈烈,日本开始致力于构建自己的汽车生产系统。

  在美军的要求下,日本开始大规模投入制造韩国战争迫切所需的军用车。从1950年年末开始,赶制出来的日本产汽车逐渐被进入了韩国。日本当时组装并生产汽车的基地是位于东京和横须贺中间的追滨。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个地方是日本组装美国产汽车的基地,在二战接近尾声的时候,日本开始自主生产汽车成品,在这里诞生了不计其数的汽车工厂。

   当时日本的汽车品牌主要有日产和丰田等,但在卡车方面,还是五十铃公司的产品最好,因此被大批供应给了国军。
   日本汽车开始大举进入韩国,奔跑在这片土地上。虽然当时指挥官们乘坐的吉普车仍然清一色都是美国产的,但大部分运输用的卡车和小型货车却开始逐渐换成了日本制造。

  对于当时的韩国来说,并没有多余的精力来争论美货日货的问题。在战火燃烧的年代,只要能拿来缓解物资的紧缺,不管是什么都要去无条件争取。这样,日本制造的日车开始大量投入战争,奔跑在前线和后方的主要道路上。

  当这些车辆发生故障时,我们不可能将它们一辆辆全送往日本维修,而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修理。虽然零部件由美军负责从日本当地购买后提供给国军,但维修的技术却需要我们自己学习。

  陆军本部负责军车管理的部门是兵器监室,当时由安东顺(音)准将担任兵器监。按照我的指示,他频繁前往日本追滨。并且他手下负责车辆任务的技术兵们也开始经常出入追滨地区,学习汽车维修技术。

  虽然在日本殖民时期已经有人曾向日本人学习过汽车技术,但随着战争中美国和日本制造的汽车大量投入战场,他们根本就无法满足战争汽车修理人员的巨大需求。因此,部队当时非常迫切地需要培养一批专业维修人才。

  不断有韩国军人前往日本追滨,在当地观察汽车装备技术和组装技术,熟悉零部件生产设备和流程。他们很快便将技术学了回来。一方面是因为处于战争中没有别的余地,一方面也是得益于韩国人善于学习的天性。他们勤勉地前往追滨学习,并将学到的新技术付诸于实践。

  “车辆再生厂”便是在这时候出现的。它并非全新建起来的工厂,而是将当时负责卸载美军军用卡车和日本制造车辆的釜山港码头附近的车辆装载处扩大为整备所改造而成的。具体位置大致在现在的釜山西面地区。

  再生厂的规模非常大,但在3年战争期间,它的规模还在不断扩大。随着维修技术的不断提升,这里几乎能够处理一切国军在前线或后方出现的汽车故障。当然缺少零部件时会向美军要求援助,但一般的问题几乎都能在这里得到解决。

  虽然现在的韩国汽车可以堪称国际水平,但在当时并没有真正的“韩国汽车”,我们的充其量只是用进口的零部件对出现故障的美国和日本进口汽车进行维修而已。但也正是从那时开始,韩国人开始接触汽车内部构造,掌握汽车的结构原理,并开始想办法解决汽车内部发生的故障,走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

  日后韩国进军中东乃至全球建筑市场的历史可能正是开始于那时生产的能够遮风挡雨的水泥板;70年代韩国发展成贸易强国的基础可能就是源于大邱和釜山大规模生产的军服;今天的韩国能够成为世界汽车强国,可能正是起步于位于釜山港一边的车辆再生厂中的铁锤。总之,韩国人在残酷的战争中,仍然迅速学会了所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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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善烨将军的韩国战争回忆录】在大邱的强军之梦

218、日本的经济复兴——韩国战争挽救了衰败的日本

——————废弃的汽车工厂重新运转起来,蔬菜种植也进入现代化……李承晚不满“朝鲜特需”的说法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20111215081816.jpg


韩国战争爆发后,日本成了美军的补给基地。军需用品的生产救活了二战战败国——日本的经济。对朝鲜地区的炮击也是从驻扎在日本的美军基地出动B-29轰炸机进行的。照片为美国空军正在看着韩半岛地图听取有关新义州炮击作战的说明。地图上标示着从日本经韩国到达朝鲜的航路。【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

  我们并不是只有车辆再生厂,在釜山港附近,除了负责重新装备维修车辆的工厂之外,还有枪炮再生厂。那是负责维修M1步枪、105毫米野炮、155毫米野炮等美军援助国军的主要武器的工厂。

  当然,那些破损严重的步枪和野战炮并不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但对于枪管中进了异物、枪炮因缺少简单零件而无法运转等问题,我们还是能够马上修好重新投入使用的。

  枪炮再生厂位于车辆再生厂旁边。最初它只是一个小厂,但随着前线上战争的持续,逐渐扩大了规模。同样地,我将枪炮方面的技术人员也派往了日本追滨。追滨不仅是车辆组装生产工厂的聚集地,它在二战当时曾是横须贺附近培养海军航空队的地方,因此在这里能够学到修理枪炮的相关技术。

  渐渐地,釜山西面就成了颇具规模的军需用品工厂聚集地。除了车辆再生厂和枪炮再生厂之外,工程兵装备再生厂也位于这个地方。包括推土机在内的所有工程兵设备出现故障时,都会被送往釜山的再生厂进行修理。

  这里还有地图厂。在韩国战争的战火打响之后,国军曾一度需要依靠学校墙上挂的那种“韩国全图”来制定作战计划,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出现了1:50000比例的地图。那是一份当初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对这片土地进行实地测量后做出的地图,后来美军拿到了该地图,在标出精确的坐标的同时对地图着了色。

  我在之前也曾经提过,那时我们常常会为了得到美军地图而费尽心思。对于国军来说,能够根据坐标计算距离、按照坐标寻找炮击位置,可算是划时代的进步。从看到敌人就乱射一气、敌人消失后便按兵不动的传统战争方式转变为利用精密的坐标制定炮击和空袭战术的现代战争,地图是必备的。釜山新建的地图厂便是负责大批量生产地图的地方。同时,光州建起的通讯学校也备受瞩目。对于在前线可能随时投入战斗的军人来说,通讯可谓是他们的生命线。

  早在朝鲜南侵之前,国军就拥有一定的基础通讯设备,但仍需要不断的完善。幸运的是,我们拥有曾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赴日留学学习通讯技术的技术者们的帮助,他们为国军创造了韩文专用打字机(Typewriter)用于通讯。在当时,将由英语键盘组成的打字机键盘尽快地转化成韩文键盘的工作由于非常必要,可以说他们的贡献是非常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通信监赵应天(音)积极主导了这项工作,通讯学校则不断为韩国培养出了通讯人才。

  “朝鲜特需”这个说法开始在日本流行了起来,战争特需推动日本进入了经济复兴时期。曾被日本强占36年的韩国土地上爆发的这场战争给日本经济提供了动力。事实上,即使不踏上日本国土,我们也能强烈地感觉到日本经济复兴的势头。

  我们用的、吃的、坐的、摸的所有东西都是在日本制造的。除了简单的被服、大米、青菜及部分肉类,韩国国军使用的所有用品都是用美军的钱购买的在日本生产后跨洋而来的产品。

  二战战败后,日本追滨的汽车生产工厂曾一度停止运转。因为随着日本作为战败国,在经济停滞的同时,已经不可能有这方面的需求。但是,随着韩国战争的爆发,为满足登陆韩半岛的美军的交通需求,这里的工厂很快便开始重新转动。在战争持续的3年时间内,这种需求像滚雪球般越来越大。

  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此。大家可能不知道,日本的农业也在韩国战争期间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一般来说,东亚地区的农业都是以大粪作为基本肥料的,中国和日本都是如此。除了水稻田之外,所有旱田用的都是大粪。

  但是,日本为供应美军吃的青菜开始停止使用大粪,因为美军担心寄生虫感染,拒绝购买用大粪做肥料种植的青菜。从那时开始,日本开始用化学肥料种植青菜,还引进了塑料大棚栽培技术。

  也就是说,为供应在韩国作战的美军、驻屯在日本本土的美军以及联合国军等对蔬菜的需求,日本农业从传统的大粪农业转变成了现代化的塑料大棚栽培农业。

  美军使用的餐具和塑料制品大部分也都是日本企业制造的。日本因此开始生产从高级瓷器餐具到一次性塑料袋或塑料制品等所有产品。日本企业后来能够成为世界性的陶瓷生产企业,也得益于这一时期打下的基础。

  虽然心里很不舒服,但却别无他法。眼看着曾强占韩半岛的日本重新复苏,心里自然不会舒服,但为了眼前的战争,我们却只能任其发展。但也有对日本产品独霸一方的现象表示出十分不满的人,那便是李承晚总统。

  战争后,韩国处于以美军援助物资的形式每年接受价值3000万美元的化学肥料来使用的处境。在战争爆发之后,我们大量需要肥料来进行农业生产,为了尽可能用国产肥料代替日本产品,李总统常常陷入苦恼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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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善烨将军的韩国战争回忆录】在大邱的强军之梦

219、绿化秃山

————因炮火?燃料而消失的树林……李承晚在战争中植树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20111216083003.jpg


图为1958年5月30日,李承晚总统(最后一排中间)视察了江原道宁越煤矿,正在矿工们前进行演说。李总统不仅想办法用煤炭代替木材,实现燃料的现代化,而且还致力于保护山林。国军工程兵负责修建了运输宁越一带煤矿挖出的煤炭的铁路。【韩国政府记录照片集 3卷】

当时日本制造的肥料名叫“Tsubame”,Tsubame在日语中是“燕子”的意思。在当时美军从日本购入后援助给韩国的化学肥料包装上都画着燕子的标识。看着“燕子牌”日本产化学肥料被韩国各地广泛使用,李承晚总统心情甚是不畅。

后来在签订停战协定之后,韩国从美国得到了10亿美元的贷款,李总统利用这笔美国贷款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成了忠州肥料工厂。因为他非常不愿看到韩国因产业不发达而不得不继续使用日本肥料。这源自总统埋藏在内心深处的那份骨气。作为对日本怀有强烈仇恨的李总统,他肯定是不愿看到韩国的农业需要依靠日本的肥料才能发展。

但是,我们并没有能力马上赶超日本。从自尊心上来说,我们自然想超过日本,但摆在我们面前的却是残酷的客观现实。不过,我们并没有时间因此自怨自艾,我们必须集中全部精力投入到韩国的重建事业中去,使这片刚建国两年就不幸遭遇残酷战祸而支离破碎的土地重新恢复生机。

在视察前方部队的时候,李总统经常会对部队指挥官说“你们看看那些山,要在那里种上树才行”这样的话。我在身边随行时,李总统也会经常对我说类似的话。他经常满怀遗憾地说“我们国家土地上的山林都被毁掉了,要快快种树才行……”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20111216083015.jpg



图为战争期间的1951年4月5日,李承晚总统正在植树节活动中种植树木。

当时韩国的山大多都是秃山。现在从朝鲜访问回来的人带回的照片中,朝鲜的山几乎还都是一片荒凉。除了金刚山或妙香山等朝鲜政府特别花费精力开发的名山,朝鲜大部分的山上都是光秃秃的,连一棵树都很难见到。当时的韩国就是这样。从朝鲜时代开始情况就是如此,这是上山砍柴用作燃料的传统生活习惯带来的后果。只有在人迹罕至的深山中才能见到茂密的树枝,而首尔等大城市附近的山就像那个时代韩国的国民一样受冻挨饿、一无所有。因此,要想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先提供代替的燃料。为了让人们不再去山上砍柴,需要首先想办法将地里的煤炭挖出来以供人们用作燃料。在寒冷的驱使下,如果人们没有别的取暖办法,山林自然不会幸存。为此,必须挖出江原道一带埋藏量丰富的煤炭。

李承晚总统下令,对江原道宁越一带的煤矿进行切实的开发。发掘煤炭的工作并非与国军无关,因为需要动员国军的工程兵负责修建与维护通往宁越煤矿的铁路。当时国军工程兵的规模和实力正急剧提升,不仅有各师团的工程兵大队,而且最高层还设有建设工程兵团,专门负责支持全国规模的大型工程建设。因此,李总统的这个命令也给部队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课题。根据当时韩国的处境,想要把这一工程付诸实施,并不是那么容易。首先要从宁越开发煤矿,然后将挖出的大量煤炭运往全韩国各地,当时煤炭是首先运到三个地区。为方便运输,在首尔的里门洞和九老洞置办了两个储存煤炭的地方,通过铁路送来煤炭;而在大邱,则在通往河阳的路口设置了储煤场,以便于接受通过铁路送来的煤炭;另外还有一处就是墨湖地区。从宁越将煤炭装上火车,运往大型的储煤场,然后通过海上运输供往釜山和全南一带。所有这些运输过程都凝聚着国军工程兵的汗水,国军不仅扩建并修缮了连接首尔和宁越的各段铁路,还新建了连接宁越和墨湖的铁路。

李承晚总统非常具有远见,他早就意识到不能让韩国的山林继续荒凉下去,在刚刚就任总统之初的1949年,他便将植树节定为了法定休息日。李总统几乎是固执地推动着这项作业进行下去。前商工部部长金一焕(1914年~2001年)曾任国防部次官,后担任新设的陆军本部管理部负责人,他为山林绿化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这也得益于他忠实完成了李总统的所有指示。他最初负责开发宁越煤矿,在被提拔为商工部部长后,他成立了“煤炭开发公社”,专门负责大规模开发煤矿。在政府的这一系列努力下,人们很少再上山砍伐树木用作燃料。随着价格相对便宜的煤炭登场,为以后政府推进大规模的造林工程提供了可能。

最近韩国的土地上一片葱绿,所有的山上都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树木,如此快速高效的国家规模山林绿化工程在世界上非常鲜见。提起山林绿化工程,一般人首先想到的可能会是朴正熙总统。

当然,通过一系列彻底的举措最终使韩国的山野充满绿色生机的人是朴总统。但是,是李总统解决了用煤炭代替木材用作燃料的问题,使以后的大规模造林成为了可能。而当时的国军工程兵则在李总统的指挥下,借助美军的装备和技术支持,铺成了运输煤炭的铁路。韩国的50年代因朝鲜的南侵而受到重创,但韩国正在一边不断稳固国家的根基,一边在不知不觉间大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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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老木匠 于 2011-12-19 12:48 编辑

【白善烨将军的韩国战争回忆录】在大邱的强军之梦

220、阻击岭血战

——————“这片土地每寸土地都来之不易”,那时的国军非常坚决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20111219084129.jpg

图为1950年10月25日进入平壤市内的白善烨将军国军第一师团的战士们。但随着中共军的大规模参战,我们很快便失去了好不容易收复的平壤。国军的实力在战争中不断增强,后来甚至能够单独打赢与中共军的硬仗。该照片收录在经济文化财团出版的《韩国战争60周年资料集》中。

看着最近爆发的延坪岛事件,我不禁感到热血上涌。一直以来都有不少人认为朝鲜已经变了,或认为朝鲜可能会改变。但正如延坪岛事件中反映出的一样,朝鲜的本质终究也没有发生一丝变化。看着这样的朝鲜,我眼前不禁浮现出了韩国战争中激烈的高地争夺战。

时任陆军参谋总长的我曾亲自去过高地争夺战的现场。那是位于江原道铁原和金化北方被叫做“阻击岭”的高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塞。由于中共军曾埋伏在这座山岭的各处阻击1951年发起进攻的美军,因此被美军叫做“阻击岭(Sniper ridge)”。这里位于连接铁原、金化和平康的三角地带上,有“铁三角”之称。保住海拔590米的这一天然高地就能掌控这一带的局势,因此,这个地方自然就受到了重视。

这场战斗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之前进行的首都高地、指形棱线、白马高地以及断肠岭等争夺战。在42天内双方共进行了12次交火,最终使高地易主。当时与敌人战斗的主力是国军第二师团。

国军和美军第七师团的部分兵力首先在这里对中共军发起了攻击,国军负责在阻击岭一带进攻中共军,而美军第七师团的兵力则主要集中在北部的三角高地上。战争过程非常惨烈,国军与中共军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高地数度易主,双方都伤亡惨重。

在这场战役中,中共军死亡1700多人,我军也有450多名牺牲者和1700多名伤员,战斗激烈到战士们连暂时摘下钢盔的时间都没有。由于牺牲惨重,当时在大邱陆军本部的我前往了现场视察战斗情况。

我记得那是在晚秋时分。这场战役结束于当年11月24日,我去的时候应该就在战斗结束之前,当时我前往现场是为了鼓励率领国军第二军团浴血战斗的金雄洙将军。

在我统领第二军团的时候,金雄洙师团长曾在我部下做过参谋长。在前线率军战斗的他非常有魄力。他是一个计划非常周密严谨的人,从来都不会有任何漏洞。虽然那时他正在一线率领师团进行激战,但却仍显得神采奕奕。我问道“有没有缺什么东西”时,他响亮地回答说“一切都很充足,我们做得很好,请不要担心”。那时,我军部队对敌战斗的态度非常坚决,为达成目标,我们的国军随时随地做好了冲向战火的准备。面对敌人,我们毫不留情地用枪炮给他们打击,看到敌人入侵,国军会毫不犹豫地拼上性命投入战斗。当时阻击岭的高地争夺战是在美军第九军团的指挥下进行的,美军对这一高地非常重视,丝毫不吝炮击和空中援助。

由于金雄洙师团长非常自信地回答说所有补给和支援都没有问题,我就没有在那里久待。虽然这是一次鼓舞士气的访问,但事实上,当时前线国军的英勇斗志根本就不需要更多的鼓励。

为夺回最初被中共军占领的这一高地和山岭,国军洒下了无尽的鲜血。虽然后来中共军展开了连续的波状攻势意图夺回高地,但最终放弃了进攻,转而开始进行搜索作战。

从最终结果来看,在1953年7月停战协定签订之前,该高地再次被中共军夺去了,因此成了现在我们无法踏足的土地。这个用国军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高地最终落到了敌人手中,这不能不令人捶足顿胸。

那时的战斗都非常惨烈。韩国战争开战初期的大规模机动战以及后来的拖延战和洛东江桥头堡血战等,全都是投入大规模兵力展开的激烈战役。1951年以后展开的高地争夺战在规模上虽然不能与其相提并论,但在牺牲者人数和战斗强度上却毫不落后。

在冲破敌人的枪林弹雨占领高地之后,国军还要打退中共军连续不断的反攻,他们就这样不分白天昼夜地一直战斗。这些敌死我活的高地争夺战从1951年开始一直持续到了停战之前,其惨烈程度很难用语言描绘。

但是,在如此残酷的战斗中,我军指挥官和战士们却丝毫都没有退却。我们的指挥官个个坚决勇猛,而他们率领的战士们也都个个奋不顾身拼死战斗,不断发动进攻并挡下敌人的攻势。正是得益于他们的英勇斗志,我们才能不断将1951年被中共军打退南下之后,为发起反击而划定的临津江~襄阳战线不断往北推进,在划定停战线时取得优势。

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捧泥土都凝聚着我们国军和联合国军的鲜血,镌刻着为守卫高地而拼死战斗的国军战士的忠魂。就像我常说的一样,“每寸土地都来之不易”。

战争初期曾不堪一击的国军在美军的火力支援下逐渐成长为了能够与中共军正面对敌的强大部队。1952年秋冬季节,在前线不断进行激烈战斗的同时,后方也开始了紧迫的重建工作。使韩国的军队从一支空有杀敌斗志的部队发展成一支武器装备精良的现代强军的机会在不知不觉间走向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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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于先生指正了上文的序号错误,是沙漫网友原贴打字打错了

这里的“阻击岭”战斗,就是中方所言上甘岭战役一部分。文中提到的“三角高地”就是“上甘岭”。这些高地本身并无名称,都是战时起的临时代号。中方因山岭附近有村庄名上甘(还有下甘)而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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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善烨将军的韩国战争回忆录】在大邱的强军之梦

221、增强国军战斗力的方案

——————中共军把输给国军的高地争夺战说成“抗美援朝胜仗神话”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20111226090200.jpg
  
图为1951年,中共军正在京畿道安养附近的修理山进行激烈的堑壕战。1952年在中部战线激烈的高地争夺战过程中,中共军在后方挖出了一条条长长的深沟作为堑壕,边躲避美军猛烈的炮火边进行战斗。那年秋天打响的阻击岭战斗在中国被称为“上甘岭战役”,中国称自己打赢了这场战斗。【解放军画报社】

   关于阻击岭战斗,我还有一些话要说。中国把这场发生在韩半岛的战斗称为“上甘岭战役”,还把对抗美国、援助朝鲜的参战叫做“抗美援朝”。而这场“上甘岭战役”也被中国主张为韩半岛参战中最大的胜仗来广为宣传。

  我很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不仅输了这场仗,牺牲人数也高达我军的两倍。可能是因为中共军最终在停战之前占据了这一高地,所以才这么写的吧。但事实上,真正的输赢一目了然。1952年晚秋打响的阻击岭战斗中,中共军惨败而退,将高地拱手让与我军。我们无法知道中国为什么要将这么明显的败仗说成胜仗,我想这可能是一种自我宣传吧。

  俗话说,“三人成虎”,但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事实总会浮出水面。我们要随时警惕共产主义国家为本国政治需要而歪曲事实的做法。这些国家总是甜的吃、苦的吐,习惯按照自己的口味解释事实、歪曲真相。

  在当时的高地争夺战中,中共军和朝鲜军最终也没有取得明显的优势,反而被我军步步紧逼。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方面编造出“上甘岭战役”这个虚假的神话,是为了夸大自己的战斗成果。

  不管怎么说,中部战线的所有高地上都渗透着无数的鲜血,被我军和敌军的鲜血染红的高地就像晚秋时节的枫叶一样,红遍了整个山野。

  我们一边进行着如此艰苦的高地争夺战,一边还是要迅速推进国军重建,并进一步为在战争中风雨飘摇的韩国打下发展的基础。当时虽然双方正在进行停战谈判,但战线上的战火反而更加猛烈,在那种情况下,时任陆军参谋总长的我需要冷静地一步步完成增强国军战斗力的最高目标。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20111226090224.jpg

该图是中国为大力宣传抗美援朝的胜利神话而制作的“上甘岭战役”海报。

  记得那是在我视察阻击岭回来之后或者在此之前,美军第八军司令官詹姆斯·范弗里特(James Van Fleet)忽然联系我,要我“到首尔第八军司令部来一下”。因为是非常熟悉的范弗里特司令官的意思,所以我什么也没多想就前往了首尔他的办公室。到了之后发现,曾在大邱陆军本部附近一起待过的美军军事顾问团长莱恩(音)少将也在那里。

  我进办公室后坐在了桌子旁边,范弗里特司令官对我提议道“现在是时候正式开始增强韩国国军战斗力的工作了,白将军能否亲自拿出一个计划,看怎样才能有效提高韩国国军能力?”范弗里特将军这番话让我眼前一亮,精神大振。

  增强战斗力是韩国国军的夙愿。当时在朝鲜军的南侵下,韩国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后来依靠美军和联合国军的参战才勉强顶住。因此为保护国家不再受敌人的侵略,当时韩国最需要的便是强大的国防力量。

  但是,想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提高国军的战斗力,对于当时的韩国来说,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我们再怎么拼命也无法拥有基础的物资装备以及武器和火力。核心掌控权握在美军手中,当时的美军第八军拥有韩半岛的作战指挥权,支撑着韩国的国家安保。这样的美国第八军司令官对我说“现在是时候正式开始增强韩国国军战斗力的工作了”,其意义自然不同寻常。

  当时我虽然也想“看来中间像是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但由于增强国军战斗力是我渴望已久的事情,因此便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会照办”。范弗里特将军强调要国军增强自立能力,要“Self standing”。长远来看,就是让韩国拥有独立对抗朝鲜的能力。

  站到在韩半岛参战的美军立场上看,他们不可能无限地让美军驻扎在这一地区。虽然现在美军的大力支援帮助韩国挡下了朝鲜和中共军的攻势,但长远来看,韩国必须培养自我防御的能力。事实上,我当时曾忍不住想“美军这是打算撤了”。但提高韩国国军的自立能力确实是当务之急。

  我回到大邱后,将作战教育局长丁来赫叫到了办公室,把范弗里特将军的话讲给他听,并要他按照要求,与大邱的美军军事顾问团一起详加探讨,制作一份增强国军战斗力的具体计划。范弗里特将军当时心里的计划是将国军师团从10个增加到20个。

  后来升至国会议长的丁来赫局长行动非常迅速。虽然他平时看上去有些木讷,但做起事来却非常细致。他与陆军本部附近的美军军事顾问团进行了密切商议,我也不断往返于陆军本部和首尔美军第八军贵宾住处“笔洞韩国屋”的招待所之间,与第八军的参谋们进行讨论。为拿出一个能够切实提高韩国国军战斗力的方案,我们不分白天黑夜不断就各种方法进行探讨。10多天之后,我们做成了一打厚厚的表格。莱恩少将看到这份方案后感到十分满意,我也认为这项工作“完成得非常优秀”,于是便前往了东崇洞面见范弗里特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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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善烨将军的韩国战争回忆录】在大邱的强军之梦

222、踏上韩国土地的艾森豪威尔

——————范弗里特“白将军您直接向艾森豪威尔总统做报告吧”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20111227090127.jpg

图为1952年12月4日,新当选为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正与美军第三师团15连队的将士们一起吃野战餐。在当年11月4日的总统选举中当选的艾森豪威尔公开承诺将停止韩国战争。(出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图书馆·博物馆)

我愈发好奇了,感到“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詹姆斯·范弗里特(James Van Fleet)将军似乎有意瞒我,他让我“制定一个增强韩国国军战斗力的方案”,话里分明暗含玄机,但我却说不清楚究竟是什么。

当时的美国刚进行过总统大选,艾森豪威尔将接任杜鲁门成为美国下届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竞选游说期间曾承诺“当选总统后将访问韩国”。因此,韩国国内媒体还曾争相报道“即将就任的美国新总统艾森豪威尔很快将访问韩国视察前线”。

我当时暗自揣测,觉得范弗里特司令官命令我制定增强韩国国军战斗力的计划一事应该与新当选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韩一事有关。但范弗里特司令官却没有提到任何艾森豪威尔总统访韩的话题,我只当即将就任的美国新总统访韩是一件机密要事,因此便没有过多追问。

我将写有增强国军战斗力计划的表格拿到了范弗里特司令官面前,把计划内容和我们的想法一一解释给他听。在听了好大一会儿之后,范弗里特司令官脸上带着满意的表情,说“好,计划做得很好,非常好”。

正如之前已经提到过的,这是一份将韩国国军从10个师团增加到20个师团的方案。内容非常详细具体,按照这份计划,韩国国军很快便能发生划时代的变化,从开战初期装备兵力不足的10个师团转变成拥有现代化战争体系的20个师团的军队。范弗里特司令官站起来说“等新总统艾森豪威尔将军访韩时,白将军您就亲自向他报告这个计划吧”。我的推测是正确的,范弗里特司令官果真提到了艾森豪威尔总统访韩的事情,看来他很快就会来到韩国了。但范弗里特将军似乎不愿多说这一话题,并没有提到更加详细的情况。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是一位卓越的将军,堪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杰出的英雄。他在带领二战胜利结束后便涉足政界,最终在1952年美国大选中当选为了第34届美国总统。由于他是军人出身,因此在竞选过程中曾经常提起韩国战争,对韩国战争非常关注。

他访韩的行程带有特殊的意义。他是因为顺应美国国民不希望韩国战争持续下去的反战情绪而当选总统的,但是,保护韩国不受共产主义的侵略也同样不容忽略。

这种情况下,新当选的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幕僚们构思出了许多方案。他们最终决定迅速推动韩国战争进入停战状态,并提高韩国国军战斗力,使韩国国军承担更多的安保任务。

考虑到这些因素,在艾森豪威尔总统访韩时向其报告增强国军战斗力计划的任务便显得尤为重要。不仅要向其明确指出韩国安保的核心问题,还要向他证明,只要得到武器和装备的支持,韩国国军战斗力便能够在短时间内得以大幅提高。

虽然我用英文跟美军沟通,但想到要在新当选的美国总统面前作报告,难免还是有些紧张。更不用说这个机会关系到韩国国军战斗力能否得到划时代的飞跃,我真的是非常之紧张。

我住在首尔笔洞美军第八军的宿舍,将制作好的计划书给美军看,费尽心思写出一篇要点突出、说服力强的报告稿。

那是1952年12月2日的傍晚,天气已经入冬,太阳很早便落了山。我记得当时是下午的5点30分,但天已经黑了,我离开笔洞美军第八军的宿舍,乘坐吉普车前往景武台。记得当时是去景武台办事,但却不能确定是什么事。并不是与李承晚总统会面的事。就在经过中央厅广场的时候,我乘坐的吉普车被拦了下来,有人挡住了前方的道路。

中央厅广场整个都处于戒严管制的状态,不仅一般车辆无法靠近,就连前后车牌都有三颗星标识的我的专用吉普车也无法入内。眼前是无数美军宪兵队的车辆,它们都开着前灯,照得广场一片大亮。在负责管制道路的宪兵护卫队车辆过去后,紧接着开过来的是卡其色的轿车和美军军车,构成了一个壮观的车队。

我确信是“艾森豪威尔来到了韩国”。艾森豪威尔将军应该就坐在宪兵护卫车队之后的那辆轿车里,车队快速驶往了东崇洞。

这一消息在第二天得到了证实,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当天下午到达汝矣岛机场后,直接前往了下榻的东崇洞美军第八军司令部。我当时正巧经过中央厅门前,有幸目睹了这一幕。事实上,艾森豪威尔将军抵达韩国的消息非常机密,除了极少数美军第八军的指挥官外,任何人都无从知晓,就连李承晚总统也没有收到艾森奥威尔总统访韩的官方通报。他就这样秘密踏上了韩国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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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善烨将军的韩国战争回忆录】在大邱的强军之梦

223、大眼睛美国总统

——————围绕艾森豪威尔的一群美国将军中间,我一个人韩国人要单独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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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2月访韩的美国第34届总统当选人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与李承晚总统一起访问了京畿道广州的首都师团,参观了韩国国军的训练情况。照片前排左起依次是当时的陆军参谋总长白善烨、即将就任的新一届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李承晚总统、首都师团长宋尧讃将军。该照片刊载于照片专门杂志《LIFE》。

我在位于笔洞Korea House的美军第八军宿舍中度过了一夜,在清晨一大早,美八军司令部打电话前来找我,说“上午八点将在东崇洞第八军司令部召开会议,赶快前来”。我似乎早就在等待这一刻的到来,便乘坐吉普车前往了司令部。

路程很短,但在经过清晨的街道时,我却想了很多很多。我想得最多的是要做好报告,我甚至将这段时间以来按照美八军司令官詹姆斯·范弗里特(James Van Fleet)的意思写成的报告书反复背诵了几遍。我从来不会对自己要做的事情感到犹豫迟疑。

按照我的推测,即将就任的美国新总统艾森豪威尔已经来到了韩国的土地上,我要亲自在他面前解释当时韩国面临的最紧迫的课题——增强国军战斗力的计划。虽然当时的我非常紧张,但将自己充分准备的详细计划报告给美国最高权力者,以得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这在当时重过一切。

在我思绪万千的时候,吉普车已经进入了东崇洞美八军司令部的大门。那是1952年12月3日早晨7点40分左右,在我到达经常出入的东崇洞司令部,门口负责守卫的美军宪兵看到了我的车,马上就移走了正门前的路障。那是因战争而迁往釜山的原首尔大学的旧址,当时的司令部本部就在文理学院楼中。

吉普车开到了文理学院的正门前,我下车后径直走了进去,身边没有副官或参谋等人的陪同。进入大楼之后,我正巧看到艾森豪威尔和美军高级将领们一起走过走廊。我推测他们可能刚吃完早饭,正要前往2楼办公室。

这是我第一次与艾森豪威尔总统打照面,他身边站着联参议长奥马尔·布拉德利(Omar Bradley)、东京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Mark Clark)、太平洋舰队司令官亚瑟·拉德福德(音)和第八军司令官范弗里特等人。有人将我介绍给了艾森豪威尔总统,他愉快地伸出手与我握手。他拥有一双大眼和一张大嘴,即使在西方人之间,他的眼睛也算是大的,让人不由觉得他“长相很是英俊”。

他看上去性格非常温和,一如传说中在二战时带领盟军成功完成诺曼底(Normandie)登陆的“德将”一样。我在1951年担任1军团长时曾在东海岸见到过一次奥马尔联参议长,与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也非常熟悉,他每次访韩时我们都有机会见面。

我和艾森豪威尔总统一行一起来到了2楼的八军司令官办公室。由于总统访韩,因此美八军司令官办公室暂时由艾森豪威尔总统使用,旁边的八军参谋长室则暂由奥马尔联参议长和克拉克联合国军总司令等人使用,而司令官办公室的主人——美八军司令官范弗里特大将则暂时使用参谋长室旁边的秘书室办公。

我们直接进入了艾森豪威尔临时使用的美八军司令官办公室,艾森豪威尔坐在范弗里特司令官的位置上,奥马尔联参议长、莱德福德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克拉克联合国军总司令和范弗里特美军第八军司令官依次坐在他的右侧。

我和当时的美军军事顾问团团长莱恩少将一起坐在范弗里特将军的对面。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正前方,挂着我按照范弗里特司令的指示做成的增强韩国国军战斗力的计划表。

艾森豪威尔总统坐下之后,先与美军指挥官们愉快交谈了几句,我已经不记得当时的谈话内容了。事实上,我当时根本就没有听到他们在说些什么,满脑子都想着要做好报告,精神非常紧张。

当时在办公室中只有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之前介绍的几位美军最高指挥官以及我和美军军事顾问团团长莱恩,办公室门外站着为保护总统安全而从美国跟随来的保安人员,他们在门口戒备得非常森严。

美国人总是非常自由,他们不怎么计较阶级和上下级关系,互相打着招呼,使现场气氛变得非常轻松。几句客套话后,美八军司令范弗里特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会议正式开始了。范弗里特将军的开场白非常无厘头,让人摸不着头脑。他先是提到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儿子约翰·艾森豪威尔少校的故事。范弗里特将军说“约翰正在第三师团忠实、安全地执行任务。总统阁下当选之后,他的职务从一线大队长换成了师团情报参谋”。

我很是不解,在即将就任的美国第34届总统访韩的正式活动中,为什么要首先向他报告在韩国战争参战的总统儿子的安全状况。我很想知道这件事情的内幕,但看上去,范弗里特司令的表情非常认真,正是他平时执行公务时那副慎重缜密的样子。

艾森豪威尔总统也同样一脸认真,他回答说“职位的问题由司令决定,约翰去哪儿我都不会介意。只要他不被敌军俘虏,就行了”。在后面我将向大家介绍这场会议上首先提到总统儿子安危问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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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善烨将军的韩国战争回忆录】在大邱的强军之梦

224、美国总统及其儿子

————艾森豪威尔对参战的儿子说“若被逮捕,马上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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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52年12月,即将就任美国第34届总统的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照片左)访问韩国,正在与儿子约翰·艾森豪威尔少校交谈。约翰毕业于美国陆军士官大学,当时年龄30岁,先后参加了二战战场和韩国战争。该照片刊载于美国的照片专业杂志《LIFE》上。

这是一段我不知道的故事。但后来,我弄清楚了其中的曲折。美国新当选的总统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儿子约翰有过一段特殊的经历。

约翰·艾森豪威尔跟随着父亲的脚步迈进了“军门”。虽然父亲拥有“二战第一英雄”的巨大光环,但约翰却不愿坐享其成,立志要立下属于自己的军人荣誉。在韩国战争爆发后,他在1952年有机会投身于韩半岛战场。但在这一过程中曾出现过一个障碍。因为当时艾森豪威尔成为了当年美国第34届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候选人。据说,两人在共和党占优势的芝加哥的某酒店中见了面。父亲首先听取了执意要作为军人参战的儿子的立场,正如二战英雄那样,艾森豪威尔最终接受了儿子的立场。但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决不能被敌军俘虏”。

也就是说,儿子可以死、可以伤,但决不能被朝鲜或中共军活抓。据约翰·艾森豪威尔日后的回忆,父亲还曾对自己说“你一旦被俘,这个总统我将很难做下去”。这就等于,艾森豪威尔要求奔赴韩国战争战场的儿子“一旦被敌人抓获就马上自杀”。

在韩国指挥前线战争的美八军司令官詹姆斯·范弗里特(James Van Fleet)很清楚这些内幕,这便是为什么范弗里特将军在艾森豪威尔总统访韩的第一次正式会议上就向其报告将服役于驻韩美军第三师团一线的大队长约翰·艾森豪威尔调动职位的情况。因为美国新当选总统的儿子如果被敌军逮捕,将给美国的国家利益带来致命性的后果。

美八军司令官范弗里特也是一位曾在韩国战场上失去儿子的将军,而艾森豪威尔总统则是一位将儿子送上韩国战场的父亲,在情感上,两人有许多共同之处。曾痛失儿子的范弗里特将军首先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报告了其儿子的相关信息,而作为新当选的总统,艾森豪威尔只公开回复说“希望他不要被敌军俘虏”。

美军的高级指挥官都是如此,他们常常尽忠职守,将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放在个人和家庭之上,甘愿为之牺牲个人的利益。虽然我当时有些不明就里,但在日后得知其中缘由之后,不由为美国高层官员的精神所感动。

范弗里特将军接下去简单介绍了一下韩国前线的情况,因为艾森豪威尔总统2号傍晚抵达韩国时已经听取过有关的基本报告,在这里没有必要再详细赘述韩国的状况。做完报告后,范弗里特司令朝我的地方看了一眼,说“现在,将由韩国陆军参谋总长白善烨将军报告增强韩国国军战斗能力的计划”。

轮到我了。我站起来,走到准备好的表格旁,手中拿着作报告用的指挥棒,美军军事顾问团团长莱恩(音)站在表格的另一侧,以便将作报告需要的表格一张张递给我。

我就要在美国新当选的总统面前解释增强韩国国军战斗能力的计划了。为了这次“活动”,我倾注了很大努力。虽然在共同坚守前线的过程中,我曾经常与美军谈话聊天,积累下了相当的英语实力,但这次在美国新当选的总统面前作报告事关韩国最迫切的需求能否得到满足,所以,仍然给我的心理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我当时非常紧张。但转念想到,反正这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相比巨大的心理压力,我更需要做的是,将韩国面临的这项紧迫的、巨大的课题好好解释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听,而不是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纠缠。于是,我按照之前的练习将报告做了下去。

我在报告中指出,韩国国军只有10个师团,要对抗朝鲜军和中共军,长期来看,必须将国军兵力增加至20个师团。并特意强调“如果韩国国军的战斗力得以增强,就会大大缓解美军等联合国军的压力”。

我还详细提到了所需的费用,因为所有的一切归根到底都是资源和资金的问题。我着重强调说“用美军编制一个师团的费用可以建立2~3个韩国国军师团”。

对于所需时间的问题,我强调,如果美国能够给于全面支援,那么将韩国国军增加到20个师团的作业可以在两年之内完成。我记得,这场报告共做了20分钟左右。在我作报告的过程中,莱恩少将一直在旁边给我递表格,艾森豪威尔总统和联参议长布莱德利(Bradley)、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Clark)等现场的几位美军高级指挥官都只是默默地听着。

我的报告结束后,艾森豪威尔说“谢谢,你做得很好,对于你在报告中提出的计划,我原则上表示同意(in principle)”。他的这个“原则上”让我眼前一亮,当时我想“这位新当选的艾森豪威尔总统相当关注韩国国军增强战斗力的事情”。艾森豪威尔总统说这话时的表情非常明朗。

我看向了范弗里特将军,他也是一脸满意的表情,在场的布莱德利联参议长等人也看上去非常愉快。也就是说,我的报告算是成功了。于是,我动身前往景武台做汇报,而艾森豪威尔总统一行则前往了一线国军部队进行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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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善烨将军的韩国战争回忆录】在大邱的强军之梦(225)中央厅前的群众欢迎大会

李承晚参加光化门10万群众欢迎大会,艾森豪威尔最终却……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20111230085622.jpg

  图为1952年12月3日,群众正聚集到首尔中央厅前广场(现光化门广场)欢迎艾森豪威尔访韩。横幅上的“京电”是“京城电力”的缩写。该公司成立于1898年,当时叫做“汉城电力公司”,1915年改成京城电力,1961年与朝鲜电业和南鲜电力合并为韩国电力株式会社(现为韩国电力公社)。【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

美军高级将领们陪同新当选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总统前去视察了当时留在京畿道光陵地区的韩国国军首都师团。在韩国战争开战以来,宋尧讃将军带领的首都师团一直作战非常勇猛。

我曾带领过的负责围剿智异山游击队的“白的野战战斗司令部”是江陵第一军团属下的一支队伍,曾经展开过多场战役,取得了丰硕的战果。首都师团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和美军高级将领面前通过多种模拟演习展示了部队的实力,他们还表演了在黑暗处拆卸枪支并重新组装的技术。当时的天气非常严寒,李承晚总统也陪同了此次访问首都师团的行程,贵宾们都穿着厚重的防寒服,仔细观看了首都师团的演练。

但是,紧接着便出现了问题。现在回忆起来,作为国家间的外交礼仪活动,出现那样的问题本身就是严重的错误,是绝不应该的。李承晚总统竟然不知道艾森豪威尔总统一行在当天访问完首都师团之后的日程。

李总统得知新当选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2日傍晚抵达韩国的消息后,随机做出了特别的安排——3日上午10点左右在现在的光化门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欢迎大会。在冬季严寒的天气里,李总统指示要动员数万名群众在广场举行欢迎仪式,而群众们也对这位新当选的美国总统非常好奇,况且艾森豪威尔又是家喻户晓的二战英雄,因此不顾严寒纷纷来到中央厅前的现光化门广场。

如果在现在,是绝对不会出现这种事情的,但在当时,它确实是发生了。艾森豪威尔总统丝毫没有顾及李总统的热情,直接前往了驻在韩国的美军第九军团和第三师团,并在那里与士兵共进午餐,鼓励美军将兵们的斗志。作为新当选的美国总统,来到一线激励并慰问美国参战官兵,自然是天经地义的,任何人都无法提出质疑。

但问题在于韩国当时的交涉能力,居然没能挽留一下艾森豪威尔一行人的脚步。我不了解韩国方面当时是通过何种途径与美军进行交涉的,可能是通过当时的外交部与美国驻韩使馆和美军第八军司令部进行的吧,但是最终却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错误,令从光陵首都师团赶到光化门广场参加欢迎大会的李承晚总统倍感难堪。为欢迎二战的第一大英雄并向美国新当选的总统展示韩国的热情而举行的此次群众大会很可能就此化为泡沫了。

在现场的不只是李承晚总统。中央厅门前的光化门广场当时搭建起来了巨大的遮日帐篷,还置放了讲坛。帐篷中,李总统以及三部要职官员、政府阁僚等人冒着严寒集聚一堂,群众们也为一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真颜而不断涌向广场。

但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却丝毫没有前来光化门广场的意思。我心里想“真是出大事了啊”,只能坐在帐篷中干等下去。看当时的情况,如果不采取其他措施,定是无法收场的,然而从美军方面却得不到一点艾森豪威尔总统要来欢迎大会现场的消息。我记得当时等了有大约1个小时。虽然无法准确统计,但当时前来广场的群众仍在不断增加,看上去大概有10万人之多,再这样等下去已经不是办法了。过了一会儿,李承晚总统登上了讲坛,用洪亮的声音开始演说。

最近我也会偶尔回味李总统当时的那次演说,他先后数次提到了“北进统一”这个词。“北进统一”是当时已经接近80高龄的李承晚总统最大的愿望。“北进统一”的意思是,虽然遭遇了朝鲜金日成政权突如其来的侵略,但终究要把他们打出韩半岛,实现统一。李总统平时一有机会就会强调“北进统一”的理念,特别是在美军面前,他更是屡次提及韩国实现韩民族领土统一的梦想。李总统总是强调,靠自己的力量完成统一并非易事,但即使没有美军和联合国军的支援,国军也一定会挺向鸭绿江和豆满江,完成统一大业。

当天的演说中,他也多次提到了“北进统一”的话题,他讲了很长时间。突然,李总统将话题转到了“战争英雄”上,他说“诸位,在美国,有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这样的二战英雄,他现在正在韩国的土地上。但是,在韩国,我们也有战争英雄,他就是白善烨”。

我大吃一惊。听到李总统提起我的名字,我不由得看向讲坛,心想“总统这是要干什么”,一时有些失魂落魄。李承晚总统看向身后,开始在帐篷中寻找我的身影,看到我之后,他对我做出手势,招呼我过去。

我一时之间陷入混乱,不知如何是好。但总统的话已经说出,已经是“离弦的箭”,无法收回了。于是,我只好带着满脑子的难为情,遵从总统的意思走出帐篷,走上了讲坛。广场聚集的群众爆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声音回荡在广场的各个角落。我站到讲台上敬了个有力的军礼,广场上再次响起了掌声和欢呼声。




白善烨将军的韩国战争回忆录】在大邱的强军之梦(225)中央厅前的群众欢迎大会

李承晚参加光化门10万群众欢迎大会,艾森豪威尔最终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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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1952年12月3日,群众正聚集到首尔中央厅前广场(现光化门广场)欢迎艾森豪威尔访韩。横幅上的“京电”是“京城电力”的缩写。该公司成立于1898年,当时叫做“汉城电力公司”,1915年改成京城电力,1961年与朝鲜电业和南鲜电力合并为韩国电力株式会社(现为韩国电力公社)。【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

美军高级将领们陪同新当选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总统前去视察了当时留在京畿道光陵地区的韩国国军首都师团。在韩国战争开战以来,宋尧讃将军带领的首都师团一直作战非常勇猛。

我曾带领过的负责围剿智异山游击队的“白的野战战斗司令部”是江陵第一军团属下的一支队伍,曾经展开过多场战役,取得了丰硕的战果。首都师团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和美军高级将领面前通过多种模拟演习展示了部队的实力,他们还表演了在黑暗处拆卸枪支并重新组装的技术。当时的天气非常严寒,李承晚总统也陪同了此次访问首都师团的行程,贵宾们都穿着厚重的防寒服,仔细观看了首都师团的演练。

但是,紧接着便出现了问题。现在回忆起来,作为国家间的外交礼仪活动,出现那样的问题本身就是严重的错误,是绝不应该的。李承晚总统竟然不知道艾森豪威尔总统一行在当天访问完首都师团之后的日程。

李总统得知新当选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2日傍晚抵达韩国的消息后,随机做出了特别的安排——3日上午10点左右在现在的光化门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欢迎大会。在冬季严寒的天气里,李总统指示要动员数万名群众在广场举行欢迎仪式,而群众们也对这位新当选的美国总统非常好奇,况且艾森豪威尔又是家喻户晓的二战英雄,因此不顾严寒纷纷来到中央厅前的现光化门广场。

如果在现在,是绝对不会出现这种事情的,但在当时,它确实是发生了。艾森豪威尔总统丝毫没有顾及李总统的热情,直接前往了驻在韩国的美军第九军团和第三师团,并在那里与士兵共进午餐,鼓励美军将兵们的斗志。作为新当选的美国总统,来到一线激励并慰问美国参战官兵,自然是天经地义的,任何人都无法提出质疑。

但问题在于韩国当时的交涉能力,居然没能挽留一下艾森豪威尔一行人的脚步。我不了解韩国方面当时是通过何种途径与美军进行交涉的,可能是通过当时的外交部与美国驻韩使馆和美军第八军司令部进行的吧,但是最终却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错误,令从光陵首都师团赶到光化门广场参加欢迎大会的李承晚总统倍感难堪。为欢迎二战的第一大英雄并向美国新当选的总统展示韩国的热情而举行的此次群众大会很可能就此化为泡沫了。

在现场的不只是李承晚总统。中央厅门前的光化门广场当时搭建起来了巨大的遮日帐篷,还置放了讲坛。帐篷中,李总统以及三部要职官员、政府阁僚等人冒着严寒集聚一堂,群众们也为一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真颜而不断涌向广场。

但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却丝毫没有前来光化门广场的意思。我心里想“真是出大事了啊”,只能坐在帐篷中干等下去。看当时的情况,如果不采取其他措施,定是无法收场的,然而从美军方面却得不到一点艾森豪威尔总统要来欢迎大会现场的消息。我记得当时等了有大约1个小时。虽然无法准确统计,但当时前来广场的群众仍在不断增加,看上去大概有10万人之多,再这样等下去已经不是办法了。过了一会儿,李承晚总统登上了讲坛,用洪亮的声音开始演说。

最近我也会偶尔回味李总统当时的那次演说,他先后数次提到了“北进统一”这个词。“北进统一”是当时已经接近80高龄的李承晚总统最大的愿望。“北进统一”的意思是,虽然遭遇了朝鲜金日成政权突如其来的侵略,但终究要把他们打出韩半岛,实现统一。李总统平时一有机会就会强调“北进统一”的理念,特别是在美军面前,他更是屡次提及韩国实现韩民族领土统一的梦想。李总统总是强调,靠自己的力量完成统一并非易事,但即使没有美军和联合国军的支援,国军也一定会挺向鸭绿江和豆满江,完成统一大业。

当天的演说中,他也多次提到了“北进统一”的话题,他讲了很长时间。突然,李总统将话题转到了“战争英雄”上,他说“诸位,在美国,有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这样的二战英雄,他现在正在韩国的土地上。但是,在韩国,我们也有战争英雄,他就是白善烨”。

我大吃一惊。听到李总统提起我的名字,我不由得看向讲坛,心想“总统这是要干什么”,一时有些失魂落魄。李承晚总统看向身后,开始在帐篷中寻找我的身影,看到我之后,他对我做出手势,招呼我过去。

我一时之间陷入混乱,不知如何是好。但总统的话已经说出,已经是“离弦的箭”,无法收回了。于是,我只好带着满脑子的难为情,遵从总统的意思走出帐篷,走上了讲坛。广场聚集的群众爆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声音回荡在广场的各个角落。我站到讲台上敬了个有力的军礼,广场上再次响起了掌声和欢呼声。




【白善烨将军的韩国战争回忆录】在大邱的强军之梦

225、中央厅前的群众欢迎大会

————李承晚参加光化门10万群众欢迎大会,艾森豪威尔最终却……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20111230085622.jpg

  图为1952年12月3日,群众正聚集到首尔中央厅前广场(现光化门广场)欢迎艾森豪威尔访韩。横幅上的“京电”是“京城电力”的缩写。该公司成立于1898年,当时叫做“汉城电力公司”,1915年改成京城电力,1961年与朝鲜电业和南鲜电力合并为韩国电力株式会社(现为韩国电力公社)。【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

美军高级将领们陪同新当选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总统前去视察了当时留在京畿道光陵地区的韩国国军首都师团。在韩国战争开战以来,宋尧讃将军带领的首都师团一直作战非常勇猛。

我曾带领过的负责围剿智异山游击队的“白的野战战斗司令部”是江陵第一军团属下的一支队伍,曾经展开过多场战役,取得了丰硕的战果。首都师团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和美军高级将领面前通过多种模拟演习展示了部队的实力,他们还表演了在黑暗处拆卸枪支并重新组装的技术。当时的天气非常严寒,李承晚总统也陪同了此次访问首都师团的行程,贵宾们都穿着厚重的防寒服,仔细观看了首都师团的演练。

但是,紧接着便出现了问题。现在回忆起来,作为国家间的外交礼仪活动,出现那样的问题本身就是严重的错误,是绝不应该的。李承晚总统竟然不知道艾森豪威尔总统一行在当天访问完首都师团之后的日程。

李总统得知新当选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2日傍晚抵达韩国的消息后,随机做出了特别的安排——3日上午10点左右在现在的光化门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欢迎大会。在冬季严寒的天气里,李总统指示要动员数万名群众在广场举行欢迎仪式,而群众们也对这位新当选的美国总统非常好奇,况且艾森豪威尔又是家喻户晓的二战英雄,因此不顾严寒纷纷来到中央厅前的现光化门广场。

如果在现在,是绝对不会出现这种事情的,但在当时,它确实是发生了。艾森豪威尔总统丝毫没有顾及李总统的热情,直接前往了驻在韩国的美军第九军团和第三师团,并在那里与士兵共进午餐,鼓励美军将兵们的斗志。作为新当选的美国总统,来到一线激励并慰问美国参战官兵,自然是天经地义的,任何人都无法提出质疑。

但问题在于韩国当时的交涉能力,居然没能挽留一下艾森豪威尔一行人的脚步。我不了解韩国方面当时是通过何种途径与美军进行交涉的,可能是通过当时的外交部与美国驻韩使馆和美军第八军司令部进行的吧,但是最终却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错误,令从光陵首都师团赶到光化门广场参加欢迎大会的李承晚总统倍感难堪。为欢迎二战的第一大英雄并向美国新当选的总统展示韩国的热情而举行的此次群众大会很可能就此化为泡沫了。

在现场的不只是李承晚总统。中央厅门前的光化门广场当时搭建起来了巨大的遮日帐篷,还置放了讲坛。帐篷中,李总统以及三部要职官员、政府阁僚等人冒着严寒集聚一堂,群众们也为一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真颜而不断涌向广场。

但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却丝毫没有前来光化门广场的意思。我心里想“真是出大事了啊”,只能坐在帐篷中干等下去。看当时的情况,如果不采取其他措施,定是无法收场的,然而从美军方面却得不到一点艾森豪威尔总统要来欢迎大会现场的消息。我记得当时等了有大约1个小时。虽然无法准确统计,但当时前来广场的群众仍在不断增加,看上去大概有10万人之多,再这样等下去已经不是办法了。过了一会儿,李承晚总统登上了讲坛,用洪亮的声音开始演说。

最近我也会偶尔回味李总统当时的那次演说,他先后数次提到了“北进统一”这个词。“北进统一”是当时已经接近80高龄的李承晚总统最大的愿望。“北进统一”的意思是,虽然遭遇了朝鲜金日成政权突如其来的侵略,但终究要把他们打出韩半岛,实现统一。李总统平时一有机会就会强调“北进统一”的理念,特别是在美军面前,他更是屡次提及韩国实现韩民族领土统一的梦想。李总统总是强调,靠自己的力量完成统一并非易事,但即使没有美军和联合国军的支援,国军也一定会挺向鸭绿江和豆满江,完成统一大业。

当天的演说中,他也多次提到了“北进统一”的话题,他讲了很长时间。突然,李总统将话题转到了“战争英雄”上,他说“诸位,在美国,有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这样的二战英雄,他现在正在韩国的土地上。但是,在韩国,我们也有战争英雄,他就是白善烨”。

我大吃一惊。听到李总统提起我的名字,我不由得看向讲坛,心想“总统这是要干什么”,一时有些失魂落魄。李承晚总统看向身后,开始在帐篷中寻找我的身影,看到我之后,他对我做出手势,招呼我过去。

我一时之间陷入混乱,不知如何是好。但总统的话已经说出,已经是“离弦的箭”,无法收回了。于是,我只好带着满脑子的难为情,遵从总统的意思走出帐篷,走上了讲坛。广场聚集的群众爆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声音回荡在广场的各个角落。我站到讲台上敬了个有力的军礼,广场上再次响起了掌声和欢呼声。
师傅教导:刨花直窜过肩膀,方显木匠功夫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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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善烨将军的韩国战争回忆录】在大邱的强军之梦

226、艾森豪威尔的秘密行踪

————艾森豪威尔强调访韩为非正式活动,回避与韩国政府官方接触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20120102085919.jpg

图为1952年12月,学生们正高举写有欢迎美国总统当选人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内容的宣传牌游行。宣传牌中将艾森豪威尔总统漫画成为一个拳击运动员,他狠狠地将苏联的斯大林(Stalin)一拳打倒在地,内容十分别具一格。在艾森豪威尔访韩之际,韩国政府为趁机强化韩美两国的友好关系而作出了很大努力。该照片刊载在照片专业杂志《LIFE》上。

当时的我觉得脸一阵发热。李承晩总统的过分称赞以及挤满了广场的国民爆发的呼声令我深感惭愧。我迅速走回帐篷,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看上去政府层面的交涉最终没能达成,艾森豪威尔总统直到最后也没有前来中央厅前广场接受韩国政府高层人士和首尔市民对他的欢迎。李总统的演说持续了30多分钟,但最终也没能等来艾森豪威尔方面的消息,于是这场群众欢迎大会便只能就此告散。

这首先让我想到了韩国的地位。当时的韩国在刚建国2年便被卷入战祸,在共产主义朝鲜政权的炮火中只能勉强维持国家的命脉;当时的韩国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产业,一贫如洗,在世界上没有几个人会知道“韩国”这个名字。

美国的总统当选人前来访问这样一个国家,只是因为美国的军队在这片土地上作战而已,这样弱小的韩国,即使国家元首带领全部要职官员举行欢迎大会,也不足以构成他前来参加的理由。同样,这样弱小的韩国自然也无法通过外交部的外交交涉成功邀请美国的总统当选人参加欢迎大会。

但事实上,艾森豪威尔总统没来参加欢迎大会并非因为韩国的弱小。这里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详细的说明。艾森豪威尔当选人把这次访韩定性为了非正式访问,他认为,自己当时的身份不是美国总统,而只是尚未就任的总统当选人。

我当时仔细研究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性格。他那双大眼睛中透着极度的慎重,在后来有机会与他谈话时也发现,他的话中处处体现着“慎重”的特点。

我在东崇洞第八军司令部报告增强韩国国军战斗力的计划时,艾森豪威尔的回答就非常谨慎。之前我曾介绍过,听完我的报告,艾森豪威尔曾说“原则上(in principle)表示赞成”。在以后再次见到他时,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依然是“原则上”这个词。

他经常使用这个词,在听完别人的话后避免明确表达态度,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他慎重的性格。但是,他也不会随意忽略对方的意见。不管怎么说,他都是曾率领100万盟军成功登陆诺曼底(Normandie)的二战第一英雄。

要指挥多国联军赢得作战胜利,决断力和勇气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更重要的是,他需要具备为达到战略目标而忍耐与等待的慎重性格。因此,这样一位曾率领联军取得二战决定性胜利的人物,其所有行动自然都是慎重考量后做出的决定。

我们应该结合他慎重的性格来看待当天中央厅前广场欢迎大会的事情。他的缺席绝不是出于对当时弱小的韩国的蔑视。我暗自在心里对当天的情况进行了一番整理。李承晚总统也似乎没有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在韩国战争前期果断决定派美军介入战争的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退位,性格慎重的艾森豪威尔顺应民意被选为了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虽是军人出身,但身上却背负着美国国民希望尽早结束战争的愿望。

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快准备下一步计划,不仅要想办法得到美国最大限度的支持以增强韩国国军战斗能力,还要推进整体的产业发展计划。为达到这些目的,我们要更加努力地进行游说。

为此,李承晚总统必须再次尝试接触访韩的艾森豪威尔。但是,出乎我们的预期,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行踪却非常隐秘。很明显,他考虑到自己只是美国总统当选人,还没有就任,因此希望尽力回避与韩国政府的官方接触。

他这极其慎重的作风令韩国最高领导层心急如焚。艾森豪威尔总统自从12月3日访问美军部队对美军将兵进行慰问和鼓励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一直避开与韩国政府的官方接触,用行动表示,这只是一次总统当选人的非正式访问。

因此,我们并不知道他后来的行程。在视察完美军部队后,他是重新召见了前线司令官,还是与随行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Mark Clark)和太平洋舰队司令亚瑟·莱德福德一起研究了东亚的战略等,我们都不得而知。

总之,我们对他的行程一无所知。但李承晚总统还存有期待,认为他在12月4日下午6点离开韩国之前,可能会礼貌性地对景武台进行访问。12月4日上午,李总统将三部要职官员、政府阁僚和三军参谋总长全部叫到了景武台,希望在艾森豪威尔离开韩国前访问景武台时向他展示韩国的热情和友好。但慎重的艾森豪威尔总统最终也没有显示出丝毫要访问景武台的意思。景武台的气氛再次冻结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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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善烨将军的韩国战争回忆录】在大邱的强军之梦 227、景武台的焦虑
————第二天艾森豪威尔仍未出现……景武台一片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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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56年的景武台,这个楼房是为躲避敌军的空袭而建成,上方布置有特殊的伪装。当时的景武台空间非常狭小,甚至无法容纳几个人一起吃饭。1952年12月4日,李承晚总统及其他政府要职官员悉数聚在这个地方等待访韩的美国新当选总统艾森豪威尔,等了整整一天。

当时的景武台非常小,根本无法与现在的青瓦台相提并论。进入正门走进景武台玄关便能看到李承晚总统接待外宾的接待室,接待室的规模也非常袖珍。

就是在这样一个狭小的景武台接待室中,总统和三部要职官员、国务总理白斗镇和政府阁僚、包括我在内的三军参谋总长等人悉数聚在了这里。包括秘书和随行人员在内,当时这件狭小的接待室共拥挤了约50个人。是在据称艾森豪威尔总统当选人将离开韩国的12月4日上午。我已经记不得具体的时间,总之,我们当天上午一起在景武台接待室中眼巴巴地等着艾森豪威尔总统出现。

当时的美国已经是一个世界大国,但韩国却还只是一个无名的国家。当时,要想了解到艾森豪威尔的行程安排,只能通过美国驻韩大使馆打听,此外还有美军第八军。但是,与美国大使馆的交涉看上去并不顺利。我又想起了一天前中央厅前广场发生的事件,但还是想“在离开前总不会一次也不来景武台访问一下吧”。所有人都带着这样的想法等待着,直到当天中午时分。

 在当时,很难期待能够在景武台进餐。李承晚总统几乎从未在景武台与外宾共同用餐,即使他偶尔留客人一起吃饭,也只会招待极少数的几位客人吃一顿简单的饭菜。由于空间有限,一起前往景武台访问的人数越多,越不可能被留下吃饭。

因此,12月4日上午一起聚到景武台接待室的我们一群人只能三三五五散开,到附近寻找吃饭的地方。为接待艾森豪威尔总统可能的来访,我来事先安排好了陆军军乐队。但随着中午时分到来,我也开始变得焦躁不安。我那时应该是和一起在接待室等候的人一起出去吃了午饭,但重新回到景武台后,仍没有收到任何美军方面的消息。我开始有种不祥的预感,觉得昨天的情况可能会在这里重演。

李承晚总统的表情越来越难看了,在接待室等了大半天的其他要职官员们也都是如此。但始终看不到美国方面有半点要来景武台的信息。在这种状态下,等待本身已经变成了一种煎熬,每个人心中都充满着对美国的怨恨,不禁为当时毫无国际地位的韩国的处境感到悲哀。

白斗镇国务总理打破了沉默。那时已经过了下午3点,白总理的声音打破了接待室沉重阴暗的气氛,他说“金市长,你最好还是再去打听一下”。

被点到名字的是当时的首尔市长金泰善。他曾留学美国,这在当时是很少有的学历,因此他在政府内是有名的“美国通”。于是,促成艾森豪威尔访问景武台的重任便落到了这位英语说得好,又与美国大使馆颇有交情的金市长身上。

听到白总理的话,他马上就离开景武台接待室,前往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停留的东崇洞美八军司令部。忘了过了多长时间,我感觉事情有戏,于是便出门再次检查了一番外面的仪仗队,然后回到接待室一心等待好消息传来。

不久后,金泰善市长回来了,他的表情却非常阴暗。他进入接待室后马上说“美军宪兵连东崇洞司令部的正门都不让进”。他整个人看上去垂头丧气,脸上的表情更不必说。在总统和三部要职官员、总理和各部部长等的眼皮下去办事,却被人拒之门外,个中滋味自是难以言喻,此时他带着沉痛的表情也是人之常情。

接待室里的人都一脸阴郁,互相交换着眼神,大家都在为当时的韩国对任何事情都无能为力的处境感到悲哀。沉默笼罩着整个接待室,这种沉默持续了很长时间,谁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能无言地沉思。

李承晚总统再次打破了沉默,他从沙发上站起来,一脸阴郁地走到我面前说“白总长,你去一趟吧”。所有人都看向了我。不管怎么说,当时是战争时期,因此军方的途径自然也比其他渠道更加有力。这是总统的命令,也是事关韩国的颜面的问题。

我说“总统阁下,我知道了,我这就去一趟”,然后便走出了大门。我乘上在外边等候的吉普车,对驾驶员说“去东崇洞美八军司令部”,然后吉普车便离开了景武台。景武台距离东崇洞非常近。

坐在吉普车的前座上,我的思绪非常复杂。应该怎样说服艾森豪威尔访问景武台呢?怎样才能为韩国挽回颜面呢?说实话,我没有想到任何办法。在当时,美军是为我们提供援助的国家,而韩国却是一个只有依赖美军支援才能勉强抵抗敌军的弱国。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名分。我内心一直在深深地思考,用怎样的名分才能说服艾森豪威尔。转眼间吉普车已经开到了东崇洞司令部的正门前,时间已经过了下午四点,大门口的美军宪兵面无表情地看着我的吉普车接近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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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善烨将军的韩国战争回忆录】在大邱的强军之梦 228、用名分说服美军
————“艾森豪威尔不前往景武台将打击前线50万国军的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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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53年7月停战协定签订之前,当时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Mark Clark)正在举行记者会见。克拉克将军认为,自己在与共产军队的战争中没有取得胜利而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是一件非常耻辱的事情。1952年,他接受白善烨将军的要求,说服当时访韩的艾森豪威尔前往了景武台。该照片刊载在照片专业杂志《LIFE》中。

守卫首尔东崇洞美8军司令部正门的几个美军宪兵都认识我。因为他们是援助韩国的军队,所以算是我们的同盟军。而在他们看来,和他们一起对抗敌人的韩国国军也是同志、是友军。更何况,我还是带有三颗星的韩国陆军参谋总长,同时,我也是东崇洞美八军司令部的“常客”。我常来面见詹姆斯·范弗里特(James Van Fleet)将军,甚至经常在司令部内的招待所留宿。虽然由于美国总统当选人艾森豪威尔总统正住在这里而守备极其森严,但他们却无法将行驶到正门的我的吉普车拦下。

他们马上便移开了路障,甚至还举手对我敬了军礼。我也按照平时的做法,一边给他们回礼致意,一边通过了正门。艾森豪威尔总统当选人当时正在二楼范弗里特司令的办公室。我先上到二楼,先找到了旁边附属办公室中的范弗里特将军。

范弗里特将军似乎明白我着急来到司令部的原因,他看着我,脸上略微带着抱歉的表情。我看到范弗里特司令官之后马上说“将军,如果艾森豪威尔总统当选人就这样离开韩国的话……”

我的话还没说完,范弗里特司令便长长叹了一口气,他说“我都知道,我又何尝没有去劝说过呢,但没有用,总统当选人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固执坚定的人”。他对我说,艾森豪威尔总统当选人已明确表示自己不会访问景武台。

之前我曾经介绍过,艾森豪威尔总统是一位深谋远虑、非常慎重的人。由于尚未举行就职仪式,因此他坚持最大限度地减少以总统身份进行的正式活动,立场非常坚定。

图为1942年担任驻欧洲美军司令的艾森豪威尔(照片右)和当时的副司令马克·克拉克将军。两人是美军陆军士官学校相隔两年的师兄弟,感情非常深厚。

我当时只觉得非常为难。原本以为能在范弗里特将军这里找到一丝希望,却事与愿违。范弗里特将军看着我的表情好一会儿后,悄悄地对我说“白将军,你去隔壁房间试试,看能不能说服一下克拉克大将”。马克·克拉克大将是联合国总司令,负责向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当选人汇报韩国战争的整体情况。范弗里特将军的意思是,如果说服克拉克将军,说不定还有万分之一的机会。克拉克将军当时正好独自一人在隔壁办公室中。我和他非常熟悉,他虽然在东京担任联合国军司令,但作为这场战争的最高指挥官,为了指挥属下的美八军和韩国战争的所有战情,经常前来韩国,而我总是陪同他一起进行各种讨论。

他是一个彻底的反共主义者。在驻扎在欧洲当时,在与苏联进行数次谈判的同时,他经常对于共产主义国家的谈判伎俩表示厌烦。我在他办公室的沙发坐下后,开始暗自整理思绪。渐渐地,我意识到,必须寻找一个恰当的名分来说服他,于是我的精力便集中到了这一点上。当时,李承晚总统和韩国的全体要职官员都正在景武台等待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到访。艾森豪威尔如果执意不访问景武台就此离开韩国的话,韩国一定会发生大的事情,这一点相信克拉克将军也早有预料。

我打算开门见山说明我的想法。当时,克拉克司令看上去一脸迷惑,可能是看到平时一向温和的我忽然脸色深沉地走进办公室,有些被吓到了吧。他什么话也没说,等待我先开口。

“韩国刚建国两年便遭遇了这场战争。虽然我们一无所有,但为了与共产主义侵略者战斗到底,为了驱赶意图强占这片土地朝鲜军和中共军,我们聚集了50万的大军,我们做好了继续战斗的准备,决定于他们血战到底。”

克拉克仍然看着我,一言不发,他脸上的表情开始有些不悦。既然已经把话挑了出来,我决定继续说下去,给我的主张找个“名分”。当时我的脑海中思绪非常复杂:我们依靠美国这个强大国家的帮助,才能勉强将共产主义侵略军阻挡在门外,同时,美国也不希望这片土地变成共产主义国家,既然如此,那么最重要的便是两国合作继续对抗共产主义侵略军,然而,现在两国的合作关系却出现了危机。

我迅速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路,已经到了不能退缩的时候。我想到,作为韩国陆军参谋总长,我必须在这里把该说的全部说出来。“想必您也已经知道,李承晚总统和韩国的所有要职官员现在正在景武台等待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到访,如果今天艾森豪威尔总统没有访问景武台就这样离开韩国的话,韩国还有什么颜面和美军一起对抗共产侵略军呢?韩国的50万军队还有什么名分与美军一起合作作战呢?”

克拉克将军的脸忽然红了起来,但他的表情却不是愤怒。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可能是由于我将前线一起战斗的“友军”和“同志”的名分搬出来,让他有些无从反驳吧,他伸出手,制止我继续说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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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善烨将军的韩国战争回忆录】在大邱的强军之梦 229、来到景武台的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下午六点去景武台”……5分钟发生大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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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韩国方面的长时间游说,1952年12月4日,美国第34届总统当选人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终于来到景武台,面见了李承晚总统。他们一行人在回国前拍了照片留念。照片左起依次是美8军司令官詹姆斯·范弗里特(James Van Fleet)、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Mark Clark)、李承晚总统、艾森豪威尔总统及其儿子约翰·艾森豪威尔少校。【韩国政府记录照片集】

我为说服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而提出的“50万国军”并不是韩国国军的真实兵力,是将原有的国军师团和支援兵力、训练兵以及预备役等合计之后的数字。这并不是一个精确的数字,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为向他展示韩国国军对抗共产军的力量,我提出了那样一个数字。

但是,无论如何,我向克拉克司令传达了“为了一起抵抗共产军的侵略,美国总统当选人艾森豪威尔需要对韩国做出友好表示”的意思,这一做法似乎起到了效果。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身材非常魁梧,虽然块头不算大,但个子却很高。由于他思维缜密,性格有些沉默安静,再加上比别人高上一头的个子,总是让别人感到很有压力。他坐在沙发上盯着我听我说到一半时,忽然伸出手做出了“不要再说了”的手势。

我停下来看着他。他一下子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说“我去给总统当选人说一下试试”。他从沙发上站起来时脸涨得通红,然后便一言不发地去了艾森豪威尔所在的美8军司令官办公室。我当时还曾担心,克拉克司令不会生气了吧。但我也没有其他办法,不仅是为了挽回李承晚总统的颜面,更是为了韩国和美国的关系,都一定要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话我已经说了出来,不管情况会怎样,都已经是覆水难收。

克拉克将军进入艾森豪威尔的房间后,大概过了四五分钟。我只能坐在这里等待,心中祈祷着克拉克大将能够说服艾森豪威尔总统当选人。过了一会儿,克拉克司令从艾森豪威尔总统当选人的房间出来,回到了我面前。他没有做任何解释,只是简洁明了地说“艾森豪威尔总统当选人将马上访问景武台,计划在下午6点到达,到时候见”。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20120105080421.jpg

图为1952年12月,首尔中央厅挂着“欢迎艾森豪威尔总统当选人打退中共军”的英文横幅。

我必须将这一消息尽快告诉景武台。我马上离开了办公室,走出玄关后径直坐上了专用吉普车,我要尽快把这一消息通报给景武台,以便让大家做好迎接艾森豪威尔总统当选人的准备。在我到达之后,景武台变得繁忙了起来。听到我说艾森豪威尔会在下午6点来访,大家忽然都忙碌了起来。我进入景武台大门之后先整理了一下仪仗队,命令他们排出队形,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当选人通过景武台大门的瞬间奏响音乐。

马上就要下午六点了。景武台的大门打开后,载着艾森豪威尔总统当选人的车队相继进入了院子,在简单置办的欢迎场地上,李承晚总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当选人简单检阅了列好的仪仗队,然后进入接待室开始了愉快的谈话。记忆中,当时的气氛非常好,虽然发生了前一天中央厅前广场事件,并围绕当日的景武台访问行程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但作为一起抵抗共产军侵略的国家的首脑,两人还是进行了深刻的交谈。在会谈结束后,艾森豪威尔一行跟韩国政府重要官员们一边简单用了点心和茶,一边进行了寒暄。

我直到现在还清楚记得当时的情景。因为我经常忍不住想,如果当时艾森豪威尔总统没有访问景武台就结束了访韩日程,将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李承晚总统是个烈性子,虽然当时的韩国需要借助美国的力量才能继续这场战争,但如果艾森豪威尔没有访问景武台就离开了韩国,那么李总统一定会铭记美国总统无礼的做法并感到深深的怨恨。

李承晚总统虽然曾在美国接受过西方高等教育,但骨子里仍是东方传统的知识人。虽然那已经是很久之后的事情了,但有必要说一下,李总统在晚年时候经常随身带着《唐诗选》。他虽然深受西方教育影响,甚至在与别人说话时也会常常混合着说些英语单词,但在人生的晚年,他却随身常带着《唐诗选》,可见他骨子里仍深深迷恋着东方的精神世界。对于重大的问题,他会经过理性判断后再下结论,但他却常用东方的传统规范来苛刻要求人的行为举止。虽然不经常听他说,但事实上,他心中对东方的传统价值观和礼仪看得很重。

因此,如果访问韩国的艾森豪威尔总统最终也没有对景武台进行礼节性的访问,那么李承晚总统会怎样想呢?这位已经年近八十、自尊心非常强的老总统很可能会充满怒气。这样的话,在第二年1953年停战协定的谈判桌上,美国就不仅仅需要面对与共产方的心理战,还需要面对与韩国烈性子李承晚总统的另外层次的心理战。这最终可能对停战后美国对韩援助的问题造成影响。

无论如何,考虑到韩美关系,当时艾森豪威尔同意访问景武台都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因为此举避免了李承晚总统对美国怀有不好的感情。艾森豪威尔与随行的几位美军最高指挥官在景武台停留了约1个小时,在结束访问景武台之后,艾森豪威尔直接前往了汝矣岛机场,与随行人员一起离开了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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